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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一直具有“南下北上”“东出西联”之利。

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交通区位，为河北商业发展提供了天然便利，自古至今，孕育出重要的商道、商帮和商品集散市场。

历史上，连通中俄的国际商道张库大道上，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大运河上，都有河北商人的身影。

声震东北的“呔儿商”、走南闯北的武安商帮、随时代成功转型的高阳布商等，是近代河北商业的重要代表。

依托地方传统特色产业，皮毛之都辛集、药都安国等地，成为闻名全国的商品加工和集散市场。

商道、商帮和市场，共同勾勒出河北近现代的商业图景。

商道：远去的驼铃与帆影

张家口大境门长城。这里曾经是“张库大道”的起点。（资料片）

张库大道：连通欧亚的国际商道

1885年，一本极其重要的论著在伦敦出版。

这本书中写道：“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的，茶叶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

这本书就是《资本论》第二卷。书的作者是当时已经去世的卡尔·马克思，书稿由他的好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整理出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张家口到恰克图的这条贸易运销路线，就是形成于清朝的著名国际商道——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南起张家口，途经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清代名为库伦），直至俄蒙边境的俄国城市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清代名为恰克图，时属中国），全长1400多公里，相当于北京到长沙的距离。

据当时资料记载，从张家口到库伦，马队行进40天以上，牛车需要60天，春冬两季运输主要靠骆驼，大约35天，之后渡河到恰克图。

这样一条连接中蒙俄的国际贸易运销线路是如何形成的？

“这条道路汉代就有，但一直以驿路、干道的形式出现，而以商道闻名，是在明清时期。”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者刘振瑛说。

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蒙古俺答汗实现和议，开展茶马互市，为这条国际商道形成奠定了基础。

茶马互市，是蒙古人与汉人的物资交易大会。

交易地点设在当时宣化府所辖的张家口堡、新开堡、独石口堡等五处地点，每年夏末秋初举办，历时半月。蒙古人带来马、牛、羊、骆驼、皮张等畜牧产品，与汉人以货易货，换取绸、布、茶、粮、铁锅等生活物资。

不过，茶马互市在贸易形式、持续时间上，与清代张库大道上的贸易有很大不同。

“茶马互市主要是蒙古族人定时定点来张家口贸易，而清代张库大道的贸易形式，是清朝商人去往库伦、恰克图，俄罗斯商人来到张家口，是双向往来贩运的长途贸易。另外，茶马互市的贸易量也无法与清代相比。”刘振瑛说。

真正推动张库大道成为国际贸易运销线路的，是清政府对俄国实行了开放的贸易政策。

清雍正五年（1723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条约确定两国商人可在中俄边境恰克图进行贸易。

“张库大道如果只停留在张家口到库伦之间，就只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国内商道。而向北延伸到恰克图，才是它正式成为国际商道的关键。”刘振瑛说。

1728年，中俄商人在恰克图进行了首次换货贸易，张库大道正式延伸到恰克图，成为一条国际商道。

自此，张库大道上中俄贸易的繁荣持续了一百余年，也让张家口成为京津冀一带对恰克图贸易的物资集散地和储运基地。

1892年12月5日，张家口元宝山。

来自俄国的旅行作家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从恰克图出发，经过库伦，在这一天到达了张家口。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初到张家口的所见所闻：

“在一个初来的旅行者看来，现代的张家口……至少要从城墙以外一俄里半的地方算起。在元宝山谷地的崖坡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货品充盈的店铺，它们的老板主要是和到张家口来的蒙古人做买卖的北京商人和老西儿商人；在张家口经商的俄国人的住宅以及他们的茶叶堆栈也都集中在这里。”

这段见闻，最终收入了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与蒙古人》一书中。

俄国商人可在张家口建行栈，是在清光绪七年（1881年）获准的。在此之前的清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允许俄国商人直接到中国内地采购茶叶，中俄之间由定点贸易转为贩运贸易。

这样的贸易开放政策，让许多俄国商人赚得盆满钵盈。

波兹德涅耶夫在书中感慨；“俄国人往来于张家口已有二百多年，俄国公司在这个城市进行商业活动也有三十多年，有几十个人就是在张家口赚了几十万卢布，现在作为百万富翁而离开了这里。”

为什么政策一旦放开，张库大道就迸发出巨大的商业活力？

这与张家口所处的地理位置直接相关。

“张家口地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的结合部，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处。从汉代的宁城互市、辽代的坝上榷场，到明代的茶马互市，张家口历来都是长城内外各民族互市的地带。清代，蒙古被纳入中国版图，长城不再是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阻隔，张家口南北的贸易需求被充分释放。”刘振瑛说。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清代的政治经济政策，让张家口成为当时中国北方仅次于天津的繁华商业城市，成为“华北第二商埠”。

而在这条国际商道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无疑是商人和商品。

究竟是哪里的商人在这条商道上做生意，都贩运什么物资？

2021年8月20日，张家口博物馆，“万里茶道”展厅。

展品中有一份签订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盟约。

订盟人是三位商人——来自山西汾阳县22岁的郭清华、山西孝义县19岁的孙咸宁和河北张家口18岁的高鹤。

三人在盟书中约定：“今我等三人同在此城贸易……若是协力，同重于义气，亦能与古人并肩，今择桃园花开之吉日，而祝曰：‘今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俱要效古人之风，不可半途而废，久后若有三心二意、口是心非、利己损盟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个山西商人与张家口商人“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正是在张库大道经商的众多商人齐心协力、互利共赢的缩影。

山西商人，组成了张库大道上资本实力最雄厚、最活跃的商帮，他们一般以整批大宗货物的批发贸易为主。

除此之外，还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京帮”，联手经营的束鹿（今辛集市）、深州、饶阳、南宫等地商人组成的“直隶帮”，小本经营的蔚县、阳原、怀安、万全、涿鹿商人组成的“本地帮”。

除了国内商人，外商也汇聚张家口。

清末民国初年，设在张家口的外国商行总数达到了44家，如英国“德隆”“仁记”“商业”“平和”，德国“礼和”“地亚士”，美国“茂盛”“德泰”，日本“三井”“三菱”，还有法、俄、荷兰等国的商行。

清代到民国初年，张库大道贸易日益繁荣，这从张家口商户数量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

清初张家口商户只有约80家，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260家，同治年间（1862年—1875年）1027家，而民国初年达到鼎盛时期，有1500多家，经商人数达3.5万人，占当时张家口总人口的一半，最高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

张库大道的商帮不但人员构成多元，贩运的商品种类也十分丰富。

“大小商帮用从内地购来的绸缎、米面、茶叶、瓷器、马鞍、铜铁器具等，到蒙古草原交换回马、牛、驼、羊、皮张和贵重药材鹿茸、麝香等，用茶叶、生烟等从俄国商人那里换回羽纱、毛毡、天鹅绒等。”刘振瑛说。

20世纪初，张库大道百余年的繁荣戛然而止。

1905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并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接轨，依靠骆驼牛马的传统运输方式，被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铁路取代。1929年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张库大道上的贸易被迫全部停止。

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让曾辉煌繁荣的张库大道走入了历史。

大运河沧州段两岸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资料片）

大运河：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

2021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泊头市。

在胜利桥南约200米的大运河河道内，几名施工人员正冒着严寒，将一根根木桩打入淤泥之中。

这并不是普通的河道施工现场，而是一场争分夺秒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十几天前，清淤施工队在这里挖出几块巨大木板，经文物部门判定是沉船遗骸。

发掘工作随即展开，先在沉船周围打一圈木桩，围绕沉船插入木板，在船底部插入钢板，将沉船整体吊装上岸，移入室内细致清理。

一艘长16.5米的明代商船随着清理一点点露出，随船出土的还有酱釉罐、龙泉窑青瓷罐、黑釉灯盏、定窑白釉碗等10余件完整瓷器和部分碎瓷片。

“船上既有产自浙江龙泉窑的瓷器，又有产自河北定窑的瓷器，这是当时中国大运河货运南北的缩影。”沧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负责人郑志利说。

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总长3200公里，世界文化遗产。在我国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它是连通中国南北最重要的商道。

大运河河北段，全长530多公里，约占中国大运河全长的六分之一。

这530多公里的河道，不是同时建成，建造时间从东汉204年的人工运河“白沟”开始，到1293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为止，前后历经1000多年。

1293年，大运河经历了一次“截弯取直”的重要改道。

改道前是隋唐时期修建的隋唐大运河，从余杭（今杭州）经洛阳北上至涿郡（今北京西南），洛阳以北段称永济渠；改道后，运河不再经过河南，而是从山东开凿新河道，直接连通北京，称京杭大运河。

表面看，大运河河北段线路变动不大，只是微调：邢台临西至天津的永济渠，依然是后来京杭大运河的主线。临西上游的永济渠，虽变身为京杭大运河支流，但仍是冀南通往京津的水上要道。

然而，这次“微调”对河北意义重大。它直接提升了河北段大运河的商业地位——因为元代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城市北京，从北部边塞重镇变为国都。

元代定都北京后，河北成为畿辅。京杭大运河河北段成为这条沟通南北“黄金水道”的重要河段。

2021年10月9日，沧州东光，谢家坝。

站在运河河道内，长218米、高5米、厚3.6米的谢家坝，给人一股坚不可摧的雄伟气势。

距离谢家坝不远处，是新建成开馆的谢家坝水工智慧博物馆。馆中一张谢家坝坝体剖面图，清晰展示了大坝的内部构造。

谢家坝，也被称为糯米大坝，它的坝体是由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而成，夯土下面是毛石垫层，毛石垫层下面的地基要打入柏木桩，使大坝牢牢抓住大地。

谢家坝一带，地处运河急弯险段，水流湍急，历史上曾多次决口，但自从清末修筑谢家坝后，这一河段再也没有出现决堤。

事实上，在大运河修建的漫长岁月中，新修或加固大坝、修建水闸或泄洪的减河、清理河道淤泥，日常的运河维护工作从没有停止过。

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疏通维修河道，保障大运河的畅通呢？

最重要的，是一笔经济账——在古代水运运输成本远低于陆路运输。

明代宝坻县令袁黄曾在《皇都水利》中写道：“运白粮自苏松至张家湾凡三千七百余里，自湾抵京仅六十里，而水运之舟价与陆运之车价略相当，是六十里之费抵三千七百里之费也。”

粮食从苏州一带运至天津张家湾的运河水路是3700余里，而从张家湾陆运进北京城才60里，但两者运价几乎相当。

水运的成本优势显而易见。

水运不仅运量大、成本低，受气候影响也更小。古代没有柏油路，遇到雨雪天气，道路泥泞，车马难行，而恶劣天气对水运影响较小。

其实，在南北运输中，除了陆路运输和运河外，海运也是一种选择。

元朝定都北京后，实行的就是“海河并行，海运为主”的方略。

但海运受季风和洋流影响很大，南方船只只能在春夏季节北上，然后在秋冬季节南下。虽然运输速度很快，但受季风影响，通航时间只有半年多。而且，由于气象预报系统不完善，海运的风险要大于运河，一旦遇上恶劣天气，便有船毁人亡的风险。

因此，权衡海运和运河航运的利弊，加之明代采取封关禁海政策，运河航运彻底取代海运成为中国南北水运大动脉。

2012年8月16日，沧州博物馆，“大运河北”展厅。

“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廊坊……”站在展厅入口的中国大运河线路图前，一位游客自南向北，数着大运河流经的河北5座设区市。

在5座城市里，沧州是唯一一座大运河穿主城区而过的城市。

这并非偶然。事实上，如今沧州市区位置的选择，和大运河的兴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隋代大运河的开凿使得沧州成为南北往来的要冲、水旱两路的咽喉。之后，两岸商贾云集，沧州城依运河而兴旺昌盛。

“元末明初，位于运河东岸的沧州旧城开始衰败，临近运河的长芦镇依靠贯通南北的运河漕运，逐渐成为新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曾参与大运河申遗工作的郑志利说。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沧州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五月徙于长芦。”

长芦，位于大运河西岸，今天的沧州城，就是在长芦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繁忙的运河航运上，主要流通着哪些商品？

京杭大运河，在明代又称漕河。漕粮，明清两代，是大运河上最重要的货物，每年都有约400万石漕粮经沧州运至北京。京杭大运河也成为明清时期国家的经济命脉。

不过，漕粮运输是官方行为，南北民间物资的贸易往来，才是激发大运河活力的最大力量。

2021年9月21日，沧州。

正值金丝小枣收获的季节，沧县高川乡北马坦村果农张文荣早早来到自己的枣园，开始和雇工们一起打枣。

她拿着手中的细竹竿，游走在树枝和树叶之间，似乎没费多大力气，一颗颗小枣就纷纷散落在地上。张文荣弯下腰，把它们一一拾进筐里。

通过现代物流的高效运输，不久之后，这些有着独特风味的金丝小枣，将出现在中国20多个省（市、区）的大型超市和东南亚、韩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事实上，早在几百年前的明清时期，沧州枣就依靠运河南下北上，打开了南北市场。

“沧州枣最早的市场，在沧州城西大运河西畔，在明末清初已经有一定规模，通过运河，北上京城，南下江浙闽粤，是远近闻名的运河特产。”郑志利说。

曾经通过大运河南下北上的，不止水果。

北方的小麦、棉花、砖石、生铁、粪肥、皮毛、煤炭，南方的稻米、丝绸、茶叶、瓷器、盐、竹器、木料……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南北互通有无。

商帮：近代河北商业的代表

上世纪20年代，“呔儿商”在哈尔滨开办的大罗新环球货店。（资料片）

“呔儿商”：更懂东北

2021年8月4日，吉林长春。

在亚泰大街以东、东四马路和惠工路之间，有一条长约五六百米的商业街。

在这条并不算宽阔的小街上，商铺鳞次栉比，来往的行人熙熙攘攘。街边的路牌上，赫然写着三个字：“乐亭街”。

记者随机进行询问，大多年轻人并不知道乐亭街因何而得名。而几位上了年纪的当地老人，则能清楚讲出乐亭街的来历：100多年前，有许多来自河北乐亭的商人居住于此，这条街便因此得名。

此外，因当年这些来自乐亭及周边地区的人说话带有口音，当地人便送给这些乐亭商人一个昵称——“老呔儿”，这条街此前也被叫作“老呔儿街”。

河北和吉林并不接壤，乐亭和长春相距数百公里，两地如何产生联系？乐亭商人为何能在此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

这一切，还要从近代冀商最重要的商帮之一——“呔儿商”的崛起说起。

“呔儿商”第一代东北“商业淘金者”的代表，是生于清朝道光年间、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的长途贩运小贩——刘新亭。

《乐亭县志》记载，乐亭刘家祖籍河间府，明万历年间迁入乐亭刘石各庄。早年间，刘家是地道的庄稼人，靠几亩薄田支撑家业。

“刘新亭是个眼光敏锐的商人，他听说当时东北的龙湾（今吉林农安）一带正在招垦开荒，当地非常缺乏农具和日用品，于是就用大车从家乡收购了大量锄板子、土布和棉花运往龙湾，再运回东北的关东烟、麻和粮豆等产品，到京畿等地去卖。”乐亭县文史专家李荣亭说。

随后的10年间，刘新亭借此获利数百万吊，为刘家的兴盛奠定基础。

经过数十年奋斗，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刘新亭的3个孙子分家时，刘家在东北和关内开设的商号已达30余处，包括大车店、榨油坊，并办起了钱庄。

到清末民国初年，刘家的生意北到黑龙江，南到上海，覆盖了大半个中国。

随着1898年关内外铁路（后改称京奉铁路）的开通，冀东与东北之间的交通更为便利，乐亭商人得以在东北站稳脚跟，并快速扩张。

1906年，吉林省成立吉林商务总会，董事19人中，有9名是河北乐亭人，可见当时“呔儿商”在当地的重要地位。

1907年，长春商务总会成立，第一任会长王获人便是乐亭人。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春有人倡议成立“乐亭同乡会”，当时在长春的乐亭人约有5万，占当时全市总人口的7%。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样在东北经商的晋商，地位逐渐被“呔儿商”取代。

为什么以刘新亭为代表的“呔儿商”，能在东北发展壮大？

“首先是地缘优势，‘呔儿商’的大本营乐亭与山西相比，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靠近，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共性更强。刘家到了第三代，将更多的商业资本投入东北，已经能对东北各重镇的商业行情做出预测。”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赵明信说。

可以说，“呔儿商”更懂东北。

在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1927年—1937年），又一位“呔儿商”在东北写下传奇。

1927年8月8日，哈尔滨。

这一天，一家名为“同记”的大商场在哈尔滨开业，场面火爆。商场面积1000余平方米，门口一扇高4.7米、宽7.4米，从比利时定制的橱窗，号称全国最大，一时成为市民的“打卡地”。

定制这扇橱窗的，是同记商场的老板——武百祥。

今天的哈尔滨人，大多已经不熟悉这个名字。但提起同记商场，在哈尔滨几乎无人不晓。在哈尔滨流传着一句话：“没逛过‘同记’就不算到过哈尔滨。”

同记商场当时的营业许可执照，现在收藏于东北抗联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武百祥，乐亭“呔儿商”中民国时期的代表商人。

20世纪20年代，武百祥在哈尔滨创办的同记商场和大罗新环球货店的开业，是东北三省民族商业发展的标志性大事。

新一代“呔儿商”继承了老一辈商人的吃苦耐劳和商业眼光，更在当时学习西方的大环境下，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勇气。

1919年，“同记”从美国购进现代纺织设备，研究上海的名牌袜子，创造自己的袜子品牌“白熊牌”。

白熊牌袜子采取新奇的营销方式，宣传人员抬着七尺高的大白熊模型，敲锣打鼓，沿街游行，一路散发广告单。

这种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推广方式，在一百多年前令人耳目一新，同行争相效仿。

这一时期，“京东第一家”刘家已经到第五代经营者，他们也改变经营模式，从以钱粮业为主改为商业、金融、工业并举。

刘家的“益发合”，是新中国成立前吉林省规模最大的民族工商企业，鼎盛时期流动资金就达400万银大洋，有大约500名工人。

“益发合”旗下的益发钱庄与交通银行合资设立的益通银行，是当时东北第一家接近现代银行组织的银行。

1936年，武百祥的“同记”与刘家的“益发合”学习借鉴国外工商业先进经验，带头推行股份制改革，成为分部众多、地域广阔、工商并举的股份制大企业。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对东北经济控制的加强，乐亭商人在东北经营的商业开始衰败没落。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民族工商业全面萧条，“呔儿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武安市伯延古镇内的四合院式古建筑。100多年前，武安商帮的传奇故事曾在这里发生。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摄

武安商帮：南绸北药

2019年10月9日，邯郸武安，伯延古镇。

“各位东家、掌柜的一路辛苦，里面请……”随着“大管家”一声开场白，武安市伯延古镇实景剧《商帮归来》拉开帷幕，再现150多年前武安药商两大家族的经商故事和家国情怀。

伯延古镇，地处武安市城南，至今镇上有徐家庄园、房家庄园、王顺庄园等150多座清末、民国老建筑，是武安商帮商界传奇的见证。

作为冀商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安商帮”在清末民初曾创造巨大辉煌。

“武安商帮最大的特点是‘一县之地独为帮’，成员所属地域范围小，几乎全部都来自武安，这与大多数商帮都以跨越行政区划的片区形式出现非常不同。”冀商文化学者董培升说。

为何地处北方重农抑商传统社会的武安人，会走上经商之路？

“武安人经商之路，最初是被太行山区穷困匮乏的自然耕作条件逼出来的。”研究“武安商帮”多年的邯郸市文化学者安秋生说。

武安，地处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太行深山之中，山岳地貌几乎占武安总面积的一半，另一半是丘陵，土地贫瘠，难以耕种。

穷则思变。武安人没有墨守成规，早在明嘉靖年间，为了养家糊口，武安人就纷纷走出大山从事商业贸易。

武安商帮从明末兴起，至1956年公私合营为止，历史跨越300余年。

2021年8月15日，武安博物馆。

博物馆中，一件当年武安药商最常用的老物件，放在精致的木盒中，许多参观者却难以一下叫出它的名字。

戥（děng）子，一种小型杆秤，是古代专门用来称量分量小的贵金属、贵重药材的精密称量工具。

这件展品，是武安博物馆筹建征集馆藏时，武安上团城乡下团城村一位村民捐赠的。

生活在大山里的武安人，常年与草药打交道，所以兴起于明朝中后期的武安商人，起初就是以贩卖药材为主。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晓这杆戥子曾见证了武安商人怎样的创业路，但“五架小车下关东”，已成为讲述武安商人到东北开疆拓土的经典故事。

冀商中，闯关东的不止“呔儿商”，武安商人也是一支重要的商帮力量。

最初因为地缘相近，贩卖草药起家的武安商人，主要在河北安国、河南沁阳两大著名药材集散地之间贩运药材。清乾隆年间，武安人深感在竞争激烈的内地市场难有大发展，于是决定到还是商业蓝海的东北去闯荡。

最早踏上黑土地的武安商人，是龙泉村的武氏五兄弟。

他们走的是往返长达两千里的药材贩运之路：从保定安国购买药材，再到辽宁沈阳销售，再把东北“关药”人参、鹿茸、防风子、五味子等运回内地。

“五兄弟每人推一辆独轮车，因为路途遥远，他们总要带上多双布鞋，穿烂一双再换一双接着走，没有五六双鞋，到不了目的地。”安秋生说。

尽管路途艰难，但关内外药材差价让五兄弟获利颇丰。几年之后，他们在沈阳设店经营，改行商为坐商，药号“临泰”。

“临泰”药号在沈阳的设立，是武安商人在关外扎根经商的起点。

“五架小车闯关东”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武安药商。自此，武安商人投资重点转向关东。

武安在东北的经营达到顶峰，是在清末民国初年。

“当时，关内百姓大规模移民东北，移民区缺医少药，武安药商抓住机遇，移民聚集到哪里，他们就把药铺开到哪里，逐步形成‘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的规模。”

武氏家族的“临泰”药号在东北规模最大，“连锁店”众多，黑龙江哈尔滨的“德泰恒”、沈阳的“德泰兴”、哈尔滨阿城的“恒泰德”、吉林公主岭的“德泰祥”等，都是武家产业。

2021年9月10日，邯郸武安，武安广场。

广场北端，矗立着九根高大的文化柱，每根文化柱都用浮雕的方式，镌刻着一段令武安人引以为豪的历史。

在第七根文化柱上，雕刻着四个醒目的大字：“南绸北药”。

“北药”，指武安药商在东北的药材生意，而“南绸”，是武安商人在南方的绸布生意。

绸布，是“武安商帮”主要经营的另一个行业。

“武安商人的绸布生意，从安阳、郑州、开封，一直开到苏州、上海。另外，在太原、西安等地，也有不少绸缎庄，太原历史上最早的‘宏顺德’绸缎庄，就是武安人开的。直到今天，苏州仍保存有武安绸布商人当年修建的武安会馆。”安秋生说。

据史料记载，1934年，武安的人口为377515人。其中在外商家1950家，从业25000余人，仅在东北就有商家1500家，从业20000余人。武安商人的经商范围，按照现今的行政区划，至少在18个省（市、区）以上。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关内关外的交通阻绝，加之中医中药在人们的生活中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武安商帮的传奇悄然落幕。

高阳县即将丰收的棉田。 张志武摄

高阳布商：转型样本

2021年7月21日，高阳某纺织公司缝纫车间。

随着机器的不断运行，一条条数米长的半成品毛巾，正在流水线上快速裁剪。

短短1分钟内，一条未经裁剪的大毛巾，被均匀裁剪成十几条尺寸一致的成品毛巾。几乎同时，折边、加标、缝纫等工序也同步完成。整个过程由机器自动化完成，没有一名工人参与。

这条流水线，是全自动毛巾横缝机。过去，使用人工缝纫设备每人每天缝纫1000条毛巾，而全自动毛巾横缝机每台每天可缝纫12000条毛巾。

高阳，中国纺织之乡，可以年产毛巾50亿条、毛毯4.5万吨，今天全国市场上每三条毛巾，有一条产自高阳。

今天高阳市场的繁荣，离不开一代代高阳布商的努力，他们就是“高阳帮”的代表。

高阳出布商，这与当地棉花的引种历史密切相关。

“明初，棉花种植引入河北，到明代中后期，生活艰难的高阳农户已开始种植棉花，纺线织布。”文史专家、高阳文化馆创作员史克己说。

棉花的引入，是河北古代农作物种植史上一件大事。

棉花喜温、喜光、怕涝，在≥10℃积温3500℃以上、≥15℃的持续日数在150天以上、最热月气温＞25℃、年日照时数＞1500小时、年降水600毫米左右的平原地区最适于生长。

根据这个条件，保定定兴以南的京广铁路沿线和石德铁路线以南的广大地区，都非常适宜种植棉花。在新疆引种棉花之前很长的历史时期，河北都是“中国产棉第一省”。

高阳，正处在这片棉花适宜种植区的北部。

到明朝末年，棉纺织品已经成为高阳本地主要贸易商品。到清朝末年，高阳传统手工土布市场已经形成。

史料记载，1900年，高阳莘桥村集市可日销土布近千匹，县城集市可日销土布1200匹。以贩布为生的小本商贩渐多，他们收买本地土布，远销外乡，仅季朗一村，就有贩布独轮小车60辆，行销博野、赵县等地。

冀中南棉花种植区广大，为何高阳形成了以纺织行业为特色的商帮，并最终完成了从农业种植、家庭手工业向现代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

高阳能将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与高阳纺织商人从20世纪初一次次锲而不舍的现代化、工业化转型有关。

2021年7月15日，高阳纺织博物馆。

在这家全国唯一的县级纺织博物馆中，收藏着一架老式铁轮织布机。

它与常见的老式织布机有些不同，织布机两侧各安装有一个直径大约40厘米的铁轮。如果给铁轮套上皮带，再通上电，它可以自动织布。

这台铁轮织布机的原型，是20世纪初高阳纺织商人杨木森请技术人员仿日本的铁轮织布机，自制的足踏式、电动式两用铁轮织布机，当时每台造价40银元。

而日本的铁轮织布机，也是由高阳商人引入高阳的，铁轮织布机替代了传统的木制织布机，织出的布从窄幅土布发展到宽幅洋布，织布效率提高近10倍。

铁轮织布机的引入和仿制，正是高阳纺织商人告别手工纺织业的尝试。

1905年，高阳纺织商人杨木森等牵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高阳商会。高阳织布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商会设在高阳县郊南街关帝庙。商会一成立，便派人赴天津学习铁轮织布机织造技术，并回购日式铁轮织布机贷给城乡织布户，教以织法，赊给棉纱。

虽然高阳商会的成立促进了铁轮织布机的进一步普及，布商的资本也更加集中，但和西方国家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纺织品相比，高阳纺织品仍显得势单力薄，在价格和产量方面均处于劣势。

使高阳纺织产业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高阳布商创立的一种被称为“撒机制”的生产经营制度。

“撒机制”，指的是布商们把铁轮织布机赊售给农民，并把机纱分发到农民家中进行生产，在回收布匹时付给农民手工费，机价从手工费中扣除。这就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使高阳实现了铁轮织布机的迅速推广。

“撒机制”的普及，让高阳布的售价远低于进口洋布。很快，高阳布就在华北市场上挽回颓势，重新走俏起来。

对此，时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的吴知在1936年出版的《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一书中评价：“高阳织布业创造了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的‘高阳模式’。”

“撒机制”的成功推行，让高阳纺织业迎来兴盛。

1915年至1920年，高阳布区的平面织机从5673台增至21694台，年销棉纱达10万包，产布400万匹，营业额达2000多万银元。产品囊括了粗白布、细白布、电光布、褥面布、被面布、床单布、条子布、袍料以及线毯等。

中国北方许多传统商帮的商业传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走向没落，但高阳纺织业却在一次次重创后，焕发新生，成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现代化转型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

改革开放后，高阳纺织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但高阳纺织商人又面临新的挑战。

根据《2021年中国棉花产业市场前景及投资研究报告》，新疆是中国最大产棉区，2020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2501.9千公顷，占比78.9%，其次为河北，棉花种植面积189.2千公顷，占比6.0%。

与新疆棉相比，河北棉花产量和成本都不再具备优势，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高阳另辟蹊径、找准定位。

高阳选择主打毛巾、毛毯等细分行业，做大做强，目前毛巾产量占全国产量的30%，毛毯占20%，出口额近3亿美元，成为“中国毛巾毛毯名城”，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发展的典型样本。

市场：沟通天下的特色商品之都

辛集名花皮毛文化博物馆展示皮毛制品制作工序。 （资料片）

辛集：皮毛之都

2021年9月28日，辛集国际皮革城。

“老铁们，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是899元的皮羽绒服……”在辛集电商直播基地，一位主播在直播间忙碌着，每隔几分钟就要换一件衣服，为网友展出穿着效果，娴熟地推介着自家的产品。

辛集国际皮革城，位于市区东北部，以皮革皮衣批发为主，集零售、物流配送等多功能于一体，是目前我国单体面积最大的皮革皮衣专业商场。

这一天，第二十九届中国（辛集）国际皮革博览会正式启动。

地处华北平原、不畜养牛羊的辛集，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皮革皮衣之都”，是有着历史渊源的。

辛集市区西南六七公里，一个名为木丘村的小村庄，是辛集制皮业的发祥地。

“辛集与皮毛产业相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辛集民间流传着‘回龙镇上买轻裘’的说法，这个回龙镇，就是今天的木丘村。”董培升说。

回龙镇后来毁于滹沱河水患，当地的皮毛产业逐渐北移至廉官店（辛集在明代之前的名称）。

但在北宋之前，辛集还只是一个地方性皮革加工地，真正推动当地皮革产业发展的，是北宋和辽在今天雄县、霸州、徐水一带开放边境贸易。

三地设立了从事边境贸易的“榷场”，它们是宋辽大宗贸易商品的主要集散地，而贸易的商品中，就包括马、羊、骆驼等动物皮毛。

辛集距离这些“榷场”不远，加工制作军需的皮革护具、鞍具的工作就落在了辛集，也培育出技术熟练的皮毛匠。

除了靠近“榷场”，辛集地理位置、气候温度也很适合皮毛加工行业的发展。

“北方商人从关外、口外到辛集就不再往南走，因为再往南天气潮湿，皮子容易霉变。而南方商人到此也不再往北走，否则运输成本太高。”董培升说。

自然地理区位和市场需求，共同促进了辛集皮毛加工、集散市场的形成和壮大。

到元朝，辛集逐渐发展成全国性皮毛集散地。

明朝，廉官店与附近几个村庄合并，改名“新集”，意为“新的集市”。清代改“新”为“辛”，“辛集”一名由此而来。

2021年6月20日，辛集，皮店街。

这条只有四百多米长、六七米宽的老街，是辛集市区老住宅区里一条寻常的街巷，几乎看不出任何与“皮店”相关的痕迹。

但这条老街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曾见证了辛集皮毛业清末民国初年的繁荣兴旺。

皮店、皮庄，在清代既是皮毛商人吃住的客栈，也是皮毛商品交易所。皮店、皮庄主人，是客栈老板，也是皮货交易经纪人。

20世纪30年代，辛集皮毛原料来源已覆盖中国北方大部分省市，如山东济南、济宁、临清；河南郑州、许昌、洛阳、开封；陕西榆林、咸阳；山西太原、大同。

当时，辛集80%的生皮毛不在本地加工制造，而是经过皮店、皮庄批发转运、分销全国。因此，皮店、皮庄地位举足轻重。

“每天来自生皮毛产区的马帮、骆驼队、车队络绎不绝，在镇周围堆积的生皮毛简直像一座座小山。”辛集老皮革商人孙士均曾这样回忆。

鼎盛时期，辛集皮货市场有大小皮货庄70多个，皮店街上就占40多家。实力最强的三家皮货庄“全聚皮庄”“聚泰皮庄”“袁记皮庄”占据了辛集皮毛市场60%的市场份额。

许多皮货庄在全国多地设分庄或派出机构，他们在当地采购、储存生皮毛，交易成功就地发货。这很像今天很多电商平台在各地建立仓储基地、就近发货的物流形式。

而且，这些分庄还是市场行情监测点。分庄以书信方式及时向总部汇报，使辛集能够实时掌握全国各地皮毛市场的行情动态。

“‘全聚皮庄’掌柜杨瑞庭，一天就要接到全国各地数百份汇报市场行情的来信。”董培升说。

辛集不仅是北方皮毛集散市场，还有完整的皮毛生产加工体系。

清末民初，在辛集附近村庄从事皮毛加工制作的人员有5万多人。他们分工精细，有的甚至只参与制作一两种产品。

“比如辛集锚营村是生产鞭子的专业村，各家各户只为鞭子铺加工皮鞭，50根为一把，每100把为一件，捆扎打包销往各地。”董培升说。

辛集的皮毛市场，还造就了很多技术精湛的专业技师。

“剪毛技师，一次把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羊皮用绳子或铁丝吊起来，悬空飞剪，速度飞快，羊毛毛茬整齐。摸羔师，用手摸摸怀胎母羊的肚子，就可以知道羊羔大小、毛长多长。”董培升说。

辛集中国皮毛加工集散中心的地位，一直从清代持续到“七七事变”之前。

当时，辛集年产毛毡60000条、毛绒3000斤、大毡鞋350000双；年转销白皮（生皮子）105000件、绵羊皮和羔子皮120000件、山羊皮12000件、杂皮3000件。全国90%的皮毛业市场被辛集占据。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河北，宣布牛羊皮及其制品为军用物资，不准中国人经营，辛集繁荣百余年的皮毛市场随之沉寂。

改革开放后，辛集皮毛产业获得新生。特别在最近十余年里，辛集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皮革产销基地和出口基地，正在实现由“中国皮都”向“世界皮都”的跨越式发展。

安国药王庙建筑群。 陈震摄

安国：千年药香

2021年7月20日，安国。

安国市城南有一座全国闻名的药王庙。

药王庙重檐庑殿顶的牌坊上，覆盖着黄色琉璃瓦，三间四柱，彩饰斗拱，正中匾额上书四个描金大字“显灵河北”。

站在庙门前，穿越千年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整座药王庙由17座单体建筑组成，占地25亩，始建于东汉，北宋时期扩建，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纪念古代医圣的建筑群。

经历代扩建修葺，安国药王庙现存建筑汇集了宋、元、明、清各代建筑特点，是我国建筑史上独具中医药文化风格的艺术珍品。2001年，安国药王庙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国素有“天下第一药市”之称。一座药王庙，千年药业史。

药王庙牌坊上“显灵河北”四个字，讲述的其实就是安国药市古老起源的一段民间故事。

安国药王庙中祭祀的是汉光武帝刘秀部下大将邳彤，他精于医理，常行医于民间，深得百姓拥戴，死后葬于安国。

相传邳彤在宋朝“显灵”，为宋太宗的弟弟治愈了顽疾。宋朝廷便在安国兴建庙宇，广为宣扬，纪念邳彤。四方百姓也来药王庙祭祀祈祷，各地药商便迎合民众心理，来安国交易药材。

药王庙的香火会，就这样逐渐演变成了药材交易会。

自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200多年时间，安国逐渐成为我国长江以北重要的药材集散市场。

明末清初，安国药市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向全国性药材集散地发展。全国各地药商“千里迢迢，轮蹄辐辏，驰奔祁州（安国旧称）”。

清朝中叶以后，安国药市发展达到巅峰。

当时，来安国药市参加交易的商人来自全国各地，东至沿海地区，西至陕甘新疆，南至两广、台湾，北达库伦，范围甚至扩展到日本、朝鲜、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董培升说。

作为辐射国内外的药材市场，安国集中了种类繁多的各等级药材，因此，国内许多知名药店纷纷到此采购药材。

我国中医药行业老字号同仁堂，就和安国保持了数百年的紧密联系。

2021年9月16日上午，安国国际会展中心。

广场上人头攒动，气氛热烈。随着一声清脆的敲锣声，安国中药材批发交易市场正式开市。

安国中药材批发交易市场占地3.7万平方米，这是安国药材交易市场的一次提档升级。

安国药材市场开市，需要一项隆重的仪式，这是当地从古至今保留下来的传统。

电视剧《大宅门》对此曾有所呈现。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原料药材主要来自安国药市，所以，在安国药市也逐渐形成了“同仁堂不到不开市”的传统。

这段故事，在记载同仁堂历史的《同仁堂的故事》中曾有详细记载：“‘同仁堂来了，开市（拉长声音）！’一时间，药王庙前人声鼎沸，交易热烈。大黄要买瓷实的，带泡的不要；细料要做好的，下脚的不要；麝香要买怀帮杜盛兴的，不怕价高，但求货好……”

从同仁堂建店到开始向紫禁城供奉御药这段时间，安国成为同仁堂等一大批中药店走向辉煌的强大后盾。在最多的时候，同仁堂80%左右的原材料都是从安国进货。

安国的药材，能受到同仁堂等知名药店的信任，除了原料货真价实，还在于当地精湛的药材加工技艺。

安国的药材加工拥有很多独门技艺，其“刀法”为药业之冠。

如“百刀槟榔”，一个槟榔可切100多片，且片片均匀；“蝉翼清夏”，蚕豆大小的半夏，切片薄似蝉翼，闪闪发光；“云片鹿茸”，切片薄似绢帛，状如云片，入口即化；“镑制犀角”，用特制的钢锉排刀将犀牛角切成极薄的薄片，形似刨花。

这四种刀法合称“祁州四绝”。安国药材切片技艺驰名四方，逐渐有了“药不过祁州，是草不是药”的说法。

药市的繁荣，也促进了安国本地药材种植业的发展。

2021年6月25日，安国中药文化博物馆。

在博物馆的“中药材标本”展区，展示的是知名的“八大祁药”——祁菊花、祁山药、祁紫菀、祁沙参、祁薏米、祁芥穗、祁白芷和祁花粉。

在中医药中，有“道地药材”的说法，指经过中医临床长期应用优选出来的，产在特定地域，与其他地区所产同种中药材相比品质和疗效更好、质量稳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中药材。

“八大祁药”就是典型的道地药材。

安国种植药材有三百多个品种，其中这八个品种，虽然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种植，但产于安国的，药材、药性极其纯正，药效最佳，被誉为海内外药坛上的“八颗名珠”。

安国，不仅是中药的集散地，也是中药的种植基地。

安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适合种植药材。

地处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安国，境内地形从西北向东南略有倾斜，平均海拔仅36.2米，地势平坦。年均气温12℃,平均降水量510.8毫米，无霜期190天，土地多为黏土和沙质土壤，气候、土壤、水肥条件都适宜中药材生长。

安国药市虽然在“七七事变”后受到重创，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安国人重操祖辈旧业，开始种药、收药，重新做起药商。

“我是土生土长的安国人，打我记事儿起，家家户户就种药——那时候是生产队种，供销社统一收。我们安国人多少都懂点药，对药有感情。”68岁的安国药商石玉彬回忆说。

20世纪90年代后，安国药材交易规模不断壮大，安国药市再次兴盛。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王思达 朱艳冰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王思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