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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历史上，河北大地，人才辈出。

这里，先后走出一大批新中国近现代学科的泰斗级人物：有的很早便关注到南海主权问题，有的对中国地质勘探和中国近代考古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有的为中国机械工程学科的本土化和独立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也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光辉写照。

这里，同样孕育和培养了一大批红色艺术家，他们用不同艺术形式，刻画了河北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画卷，至今仍是闪耀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不朽经典。

白眉初所著的中华民国省区全志。 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

大地英杰

白眉初：南海“九段线”雏形的提出者

在中国地图上，辽阔的海疆上，有一条清晰的断续国界线，旗帜鲜明地向国际宣示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的主权。

这便是大家所熟知的南海“九段线”。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九段线”的提出，其实与一个河北人息息相关。

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家——白眉初。

白眉初，生于1876年，卢龙人。1905年进入北洋师范学堂史地科学习，从师于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虽然当时科举考试已被废除，毕业时他仍被清政府赐予“举人”功名。

1936年，北平建设图书馆出版发行了一本由白眉初编著的中学教育地图册《中华建设新图》。

但与之前的地图册不同的是，图册中的一张《海疆南展后之中国全图》上，属于中国主权的南海诸岛被一条U形红色实线揽入怀中。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地图上用一条完整、连续、封闭的线条将南海诸岛包括到中国版图内。”2021年10月24日，站在一张中国地图前，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朱绍华介绍，这就是中国地图上最早出现的南海疆域线，也就是“九段线”的雏形。

1947年，国民政府出版的地图将白眉初的封闭海疆线，改为11条断续线；新中国成立之后，标志南海疆域的线段被保留下来。1953年，11条断续线变为9段。

其实，白眉初在地理学上的贡献并不止于此，他被视为中国地理从古代地理常识向新时代的科学地理学过渡阶段的承前启后者之一。

“找到了！”

2021年10月27日，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杜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工作人员给记者的答复，通过电话传来。

他们为记者找的是一部名为《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的古籍，全书共五册。

“每本都很厚，像字典一样。”书的厚度令工作人员感到惊讶。

这，就是白眉初耗时12年、于1925年问世的400万字代表性巨著。

“这部著作为建立完整的中国区域地理学奠定了重要基础。”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丁疆辉介绍，虽然这部巨著题名全志，体例上仍继承传统方志的分纲列目，但内容上却开始用气候、地形、水文等自然地理要素和人口、民族、经济等人文地理要素来尝试建立完整的中国省区地理。

丁疆辉介绍，中国地理学发展曾长期附属于历史学，一直没有建立一套独立、系统的地理学分析视角。白眉初所处的时代正是近代西学大量传入中国的时期，他对引入科学地理学思想，并尝试应用于中国省区分析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对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史地系分离，以及中国近代科学地理学的产生，都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不仅是学识，白眉初的人品和爱国深情同样令人敬仰。

1913年，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河北师范大学前身）。

课堂上，讲到清朝政府丧权辱国、外国列强割据国土，一位地理老师手指着地图，禁不住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学生们也悲愤交加，失声痛哭。

这位老师，就是白眉初。

而这些学生里，有一位我们后来非常熟悉，她就是邓颖超。

白眉初曾在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京师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希望通过教育拯救中国，坚持“爱国，学地理之首；建国，学地理之本”。

而他与李大钊的友谊更是一段佳话。

1933年4月23日，万安公墓。

这是李大钊逝世6年后，第一次举行正式公祭追悼会。

会上，一个女孩宣读了祭文。人们都认为她是李大钊的长女李兴华。其实，她是白眉初的女儿白汝漪。

而此举，正是为了保护李大钊女儿的身份不被暴露。

“白眉初与李大钊的友谊，是通过地理学家、滦州起义烈士白雅雨建立的。当时，白、李二人在天津读书，均是白雅雨的忘年之交。”朱绍华介绍，白眉初对李大钊极为尊重，对其从事的革命活动多次予以帮助。

李大钊被秘密杀害后，白眉初不仅第一时间拿出三百大洋派人购买寿衣、棺木，还出面交涉领回大钊遗体重殓。不仅如此，李大钊逝世后，白家一直对李家接济照顾。

“要知道，当时正是白色恐怖最猖獗之时，出面料理一个共产党人的后事，这需要何等胆识与魄力！这也正反映了白、李至交之情。”朱绍华说。

迁安市蔡园镇刘庄子村的矿山绿意盎然。69 年前，袁复礼曾预言“迁安铁矿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铁矿”。（河北日报资料片） 康永利摄

袁复礼：中国地学界的先驱之一

1952年，迁安西部。

一位59岁的地质学家骑了三天马，一路颠簸来到这里。

“迁安铁矿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铁矿。”

此时，人们对这里丰富的矿藏还几乎一无所知，但这位专家却一眼看出了这片土地的价值。他连续几次来到这里，进行铁矿评价及圈定矿体工作，并填制了一幅迁安、滦县、卢龙地质草图，为此后迁安铁矿的开发提供了珍贵依据。

最终，迁安铁矿巨大的探明储量，证实了这位“伯乐”的远见卓识。

他，就是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

袁复礼，保定徐水人，生于1893年。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15年获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学习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植物学。1921年学成回国后，投身祖国地质建设事业。

袁复礼是一位开拓性的元老级人物，他的成就横跨地质学和考古学，在不少领域都是奠基式的人物。

在地质界，他创造了诸多“第一”：第一个确定了中国有早石炭世地层，开了新中国第一门“地貌和第四纪地质学”课程，编出中国第一本第四纪地质学教材，是中国地貌和第四纪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不仅如此，他还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

他从事地质勘查和教育60多年，培养的学生中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就有30多位，各省地矿局的第一代总工几乎都接受过他的指导。

今天，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珍藏着一幅珍贵的手绘地图。

这幅图很大，图长近3米，宽有70多厘米。

虽然图纸已发黄，周边已破损，但我们依然能从图上看到一条条清晰的科学考察路线，以及矿点、考古、古生物的采集点及气象观测站（点）等标识。

这便是袁复礼亲手绘制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旅行路线总图》。

在中国近代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上，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创了中外科学家平等合作的先河，也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在西北以现代化手段进行综合科学考察。

袁复礼曾任中方代理团长3年多。

在长达5年的科考中，袁复礼带队跋涉在漫漫黄沙，穿越碱滩、石漠戈壁及山地，深入新疆、内蒙古大片未知区域，填补多项地质空白。

“借助这次考察以及前期甘肃地质调查，袁复礼首次确定了我国有早石炭世晚期地层的存在，为我国南、北方石炭系地层古生物对比和古地理研究打下了基础。”

袁复礼之子、中国地质大学高级工程师袁鼎介绍，这次科考中，袁复礼所建立的中生代煤系地层剖面，以及他对新疆天山北麓（包括天池）地形地貌所作的调查、测绘和技术，不仅为后人在新疆开展地质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也积累了新中国成立后开发前景良好的石油、煤产地的地质资料。

他在新疆的另一重大发现，更是震惊了世界。

北京西直门外大街142号，中国古动物馆。这里陈列着一具“呆萌”的骨架化石，它头大脖子短，身体像一个圆圆的桶。

它的名字叫水龙兽，是袁复礼在西北科考的重要发现之一。

水龙兽虽然取名“水龙”，但事实上这种猪状的四足动物生活在陆地和湖沼，是无法漂洋过海的。它的分布十分广泛，在南非、印度、南极等地都有发现。袁复礼在西北科考时，在新疆发现它，证明在2亿年前南非、印度、南极大陆是互相连接着的，由此被看作大陆漂移说的佐证。

事实上，不仅水龙兽，袁复礼在西北科考期间发掘到的二叠纪、三叠纪兽形类爬行动物化石多达72具，经研究分属于许多新的种属。

“如今，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研究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二叠纪、三叠纪兽形类的研究，他的历史渊源就与袁复礼的这些重要发现密不可分。”袁鼎表示。

2021年10月19日，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

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作为袁复礼先生的后代，袁鼎被特邀前来参会。

100年前，正是在这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袁复礼等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揭开了考古学探索我国史前文化的恢宏序幕。

在仰韶遗址的考古工作中，袁复礼除参加田野发掘外，还绘制了中国考古史上最早的一幅大比例尺地形图——仰韶村遗址地形图，为该地后续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提供了珍贵依据。

“在中国，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直到上世纪20年代才正式诞生。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和地质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期的地质学者往往同时从事考古学的调查研究。”袁鼎介绍。

袁复礼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

仰韶文化，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具有极其重要的节点意义。不久之后，袁复礼参与的另一项考古发掘，同样是现代考古史上不可不说的标志性事件。

这便是1925年冬和1926年深秋，袁复礼与考古学家李济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一次现代考古工作。”袁鼎说，他们采用的田野科学考古方法“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普遍使用。

苏秉琦。 河北日报资料片

苏秉琦：中国考古学“永远的导师”

“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国、两千年中华一统实体。”

1992年5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建馆80周年。

一位83岁的考古学家在题词中，用这短短31个字，给出了他对中国历史基本框架的构思。

我们从哪里来？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与发展的？我们的文明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至今的？中国文化和文明起源问题，是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便面临的一道根本性命题。

而这，不仅仅是这位考古大家用一生探究的学术问题，他同时也像一位导师，引领着中国考古学界一步步对这个问题展开探索。

他，就是从河北走出的考古学泰斗——苏秉琦。

苏秉琦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永远的导师”。

“苏秉琦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创办人，他所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理论’‘满天星斗学说’至今被考古学界奉为圭臬。”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谢飞说，不仅如此，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苏秉琦一直根据中国考古学发展实际，寻找学科生长点，不断对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设，作出有全局性意义的指导。

1909年，苏秉琦出生于河北高阳一个殷实的家庭。1928年中学毕业后，为了发展家族的纺织企业，苏秉琦报考了北平的一所工科院校并被录取。但来到北平后，他却被蓬勃兴起的史学新思潮所感染。于是，他不顾家人反对报考北平师范大学学习历史，“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唤醒民众”。

“当时也是疑古和文化自信丧失的时代，中国5000年历史饱受质疑。”谢飞介绍，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但因缺乏实物证据，当时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商、周算起，此前的1000多年只能作为传说时代对待。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成立之初，中国考古学修国史的目标就很明确。这样的历史背景，使当时的苏秉琦已经意识到，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的解决，最终要靠考古学。

而这个宏大的命题，苏秉琦是从一片片小小的瓦鬲碎片开始破解的。

1939年初，昆明黑龙潭。

在一个道观的大殿里，摆放着上百件瓦鬲和成千上万的陶片。

这里是北平研究院史学所的临时办公地。

30岁的苏秉琦日复一日地摩挲着这些瓦鬲。

这些文物，是他们耗时三四年，在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挖掘先周、先秦等时期百余座墓葬的收获。抗日战争爆发，斗鸡台发掘停止，他们便将发掘材料转运至此，继续整理。

但眼前的珍贵文物就像“天书”，如何解读其中所蕴藏的“密码”，苏秉琦起初毫无头绪。

“考古学若想真正从已经成熟的史学中自立门户，探索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就要建立本学科的方法论，但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国考古学来说，这些几乎还是空白。”谢飞介绍。

没有成熟的方法可以借鉴，苏秉琦只能独自苦想解读之策。

这一想长达7年之久。

在反复摩挲中，苏秉琦一点点地从瓦鬲制作角度出发，用字母分型、用数字分式，将瓦鬲的演化依序分成了不同类型和时期，读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与演变的“密码”，打破了过去“文献研究者”未能涉足的边界：周人和秦人并非一脉相承，而是各有不同的文化根系。

这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系统运用分型分式的研究法。而这，也是苏秉琦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方法论。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考古学刚刚成为独立学科的创始阶段，这个探索尤其珍贵。

此后的考古学研究，多以此为范例，苏秉琦也被公认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

以瓦鬲为起点，苏秉琦又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用分类的方法，找到了一把有效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钥匙。

这，便是他的区系类型理论。

1975年前后，苏秉琦在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作报告时提出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块块”“条条”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区系类型理论。

1981年在北京史学会讲话中，他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区系类型学说。该学说将中国境内的古文化划分为六个较大的区块，并指出中国文化发展是由六大区系组成的。

“区系类型学说一提出，立刻在学界内引起强烈反响。”谢飞介绍，在此之前，历史考古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是从中原向四周扩展。“六大区却着眼于各区间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提出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成为考古界的共识，全国各地几乎都在建设本地区的古文化谱系。

当这种变化发生后，耄耋之年的苏秉琦，却以满腔的热情和精力转向探讨古文明进程的另一些规律性问题。

2021年11月17日，谢飞从书柜里取出了一封信。

因为太过珍贵，信件被小心地装裱在黄色宣纸订成的册子上，封皮上工工整整地用毛笔写着“苏秉琦先生”的字样。

这是1992年4月13日，苏秉琦写给谢飞的一封信。

信中，苏秉琦这位当时已是考古学界泰斗的大专家，以十分谦虚客气的口吻，希望谢飞能够给他提供一些更详细的关于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资料。

彼时，耄耋之年的苏秉琦正沉浸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构思中，不日，体现中华民族历史的基本框架将喷薄而出，而这一理论的学术支撑多采用河北的考古资料。

这段时期，他还提出“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理论，剖析从文明初起到秦汉帝国形成的过程，为中国文明起源梳理出清晰的脉络。他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的文明观。

“苏秉琦几乎经历了中国考古学自奠基至发展成熟的全过程，还几乎一直处在核心圈内。他用一生的学术实践探寻着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起源，也重建着中华民族的记忆和文化自信。”谢飞说。

刘仙洲1957年在书房中。 王向田供图

科技之星

刘仙洲：矢志报国的工程巨匠

置身现代生活，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很多机械名词。小到“弹簧”，大到“水泵”，我们都能在汉语中找到准确的词汇，毫无障碍地进行交流。

但你可知道，这些原本都不是汉语中的既有概念和词汇。

时光倒回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当时许多机件只有外国名称，而中国名称却十分混乱：比如弹簧叫“司不令”，机车前的“排障器”叫“猪拱嘴”。单是一个“泵”字，就有“恒升车”“运水器”“邦浦”等14种叫法……这些五花八门的叫法，严重妨碍了中国机械科学的发展。

直到有一个人牵头编写出两版《汉英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使两万多个机械名词最终得以统一。

“举凡机械工程有关之航空、汽车、机车、电厂、机厂等各种普通应用名词，大体已搜集无遗。”

完成这一开创性工作的，就是我国机械学泰斗——刘仙洲。

刘仙洲生于1890年，是河北完县（今顺平县）唐兴店村人。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考取公费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曾在清华执教40余年，并曾任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

“刘仙洲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现代机械工程学从无到有的时代。作为中国最先接受专业机械工程教育的一批人，他对我国机械工程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被誉为中国工程教育的先驱。”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王向田介绍。

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机械系。

刘仙洲在一位1942届学生的考卷上打了一个大大的“0”分。

可能谁也不会料到，这位“0”分考生，竟是系里的高才生王希季——后来的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而被判“0”分，仅仅是因为，王希季没有按要求，将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计算精度放大到实际的工程建设，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计算精度自然越高越好。放到有计算机技术加持的现在，这算不上什么难事，但在当时，验算主要依靠精确度有限的计算尺，若想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还得借助复杂的笔算。

年轻的王希季用计算尺很快把题做完交了卷。

没想到，刘仙洲没有宽恕他这个“小问题”。而这个“0”分犹如一剂清醒剂，为王希季敲响了警钟，使他认识到对待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

王希季，仅仅是刘仙洲培养出的众多“高徒”中的一个。

事实上，刘仙洲参与了北洋大学、清华大学的机械工程学科恢复和筹办工作，他培养的学生分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个重要的机械工程领域。

“刘仙洲被誉为中国工程教育的先驱，他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为中国机械工程学科的本土化和独立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至今对中国的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王向田介绍，刘仙洲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一直积极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提出的“工读协作制”，今天仍对我国机械工程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更重要的是，刘仙洲自20世纪20年代刚刚从教，便敏锐地意识到当时工程教育用外语讲课、采用外语教材的弊端，指出“长此不易，我国学术永无独立之期，国将不国”。为此，他带头用中文授课，带头编写十余种我国最早用中文编写的工科大学、中技校教材，使国内编写工科中文教材一时成为风气。

这些基础性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处处闪烁着那一代知识分子浓厚的家国情怀。

“同样是面对无情的旱灾，新中国政府这一次推广的水车数量是30年前那次的500倍。”1949年，在参加了农业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后，刘仙洲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那次会上，农业部宣布要推广10万台水车，以解决华北抗旱问题。而刘仙洲的思绪却禁不住回到了1920年。

当时，同样是华北大旱，在保定育德中学任教的刘仙洲利用校办工厂制作了200台改良的提水机械。刘仙洲自幼生长在农村，少时常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为了最大限度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刘仙洲宣布放弃提水机械专利，鼓励各地仿造，但因得不到官方和地方的支持，最终没能推广开来。

从200台到10万台，整整500倍的差距，令刘仙洲深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人民办事的诚心。

刘仙洲曾经是一位热血青年和革命者。早在中学时代，他便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和倒袁运动。为了支持革命，他也曾放弃每月150元的高薪，选择到月薪只有50元的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任教。老一辈革命家刘少奇、李维汉等，早年都曾在育德中学跟随刘仙洲学习。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刘仙洲‘教育救国’和‘工业救国’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报国无门的他，只好选择埋头业务、著书教学，出了名的‘不问政治’。”王向田表示。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刘仙洲深有感触地说：“新中国是三代（夏、商、周）以来的好政府。”

1955年，刘仙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这位“年轻的”党员，已经65岁了。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入党最早的知名老教授之一，他的入党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从1955年刘仙洲入党到1962年的7年间，清华的老教师先后有30多人入党，其中还包括大家所熟知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大学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邹仁鋆。邹星供图

邹仁鋆：为国家“抠门”的世界级石化专家

1981年9月28日，英国剑桥大学，一场隆重的古典形式晚宴正在举行。

这是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一场欢迎晚宴。一般只有世界级名流、学者才能在此享受这般礼遇。

而这次宴请的主宾，是一位在研究石油烃裂解方面有很深造诣的中国石化专家。

他就是来自河北工学院（现河北工业大学）的邹仁鋆。

“邹仁鋆生于江苏苏州，但完成学业后便长期在河北工业大学任教，后来又担任河北省科学院院长、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曾任邹仁鋆秘书的河北省科学院工程师李翼说，河北见证了邹仁鋆的学术和事业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

石油烃裂解，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陌生。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

“石油烃裂解，是整个石油化工的源头。通俗来讲，就是把石油这种长链的物质打成乙烯、丙烯等短链的物质，以便制成各种化工产品。我们平时穿的化纤衣服，日常使用的橡胶、塑料，以及农业上所需的农药等，都离不开它们。”邹仁鋆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学院二级教授刘智勇介绍。

2021年11月2日，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刘智勇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石油化工裂解原理与技术》，这是1981年出版的一本16开本、浅蓝色封皮的书，定价2.8元。

“现在看起来，这本书其貌不扬，但它却是我国石油化工裂解方面的一部开山之作。当时只要是搞石油裂解的人，基本上人手一本。”刘智勇自豪地说。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邹仁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继大庆油田之后，我国又开发出胜利油田、华北油田……人们欢欣鼓舞。从20世纪70年代，我国从国外引进石油裂解设备和技术，但对技术的理解、消化和吸收，却经历了一个艰难摸索过程。

当时，河北工业大学也把化学工程系的基本有机合成专业改为石油化工专业。但放眼全国，相关领域的研究都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还是河北工业大学基本有机合成教研室主任的邹仁鋆，便在《石油化工》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系统地介绍了石油烃裂解的基础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加上自己课题组以及国际上最新的科研成果，最终形成了这本40万字的专著《石油化工裂解原理与技术》。这本著作对我国石油化工事业具有指导性作用，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当时在国内石油圈里，邹仁鋆这个名字可谓如雷贯耳。”

刘智勇说，他的一位同事当年曾经在某相关院校从事石化工作，就是把这本教材当做最权威的参考。后来这位同事要调到河北工业大学，原单位同事问他“去哪儿”时，他都是跳过校名，直接回答“去邹仁鋆那个学校”。

邹仁鋆的名声，并没有止于国内。

1980年，日本鹿岛。邹仁鋆细细打量着面前的一座宏伟的“大厦”。

这就是当时日本最先进的设备——“KK法”石油裂解实验装置。

此前，这个实验装置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邹仁鋆是这里接待的第一位外国人。

不仅如此，这次日本之行中，很多日本专家还把未发表的最新研究论文和专利资料赠给邹仁鋆。

让科学家愿意对核心资料“和盘托出”的，只有彼此间对等甚至更胜一筹的实力。

“石油烃裂解要在高温下进行，当时国际石油化工方面权威专家的研究一直认为裂解温度的提高是有限度的，但邹教授却从热力学和动力学的角度，第一次论证出，裂解温度越高越好。”刘智勇介绍，1979年，邹仁鋆的这个观点在《中国科学》中外文版甫一发表，便立刻引来国际石油化工领域的广泛关注。“这个研究的提出，对于改革生产、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后石油烃裂解领域用事实证明，邹仁鋆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就这样，邹仁鋆先后应邀到美、日、英、法、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芬兰和印度等国家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还被英国皇家化学会授予“特许化学家”称号。

邹仁鋆不仅用专业知识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也用自强自重、克勤克俭，展示了一位中国科学家的人格魅力。

1985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一篇报道——《中国科学家的品格》。

报道中列举了这样一组数字：1981年在英国，节约伙食费50.8％，节省住宿费71.1％，节省公杂费70.5％。1984年在法国，节省生活费74％。今年5、6月份出访欧洲三国——荷兰、芬兰、联邦德国，节省生活费69.97％，节约四种外币折合三千多美元。

这篇报道的主角，就是邹仁鋆。

邹仁鋆出国交流那个年代，国家的外汇还很紧张。那时出国机会少，好不容易有机会出国，他却处处想着为国家“省钱”。他从不住高级宾馆，外出乘公共汽车或地铁，就餐也尽量简单。这样下来，国家规定的出国人员费用标准，他每次都有节余。

甚至每次出国，邹仁鋆都是只身前往。

“那时候我总打趣他‘哪有副部级干部，光杆司令去出差的？’”邹仁鋆的二女儿邹星回忆。但面对女儿的疑问，邹仁鋆只是笑笑说：“我外语好，没必要浪费钱。”

“石油化工这个专业是让石油变成钱的，这个专业是很挣钱的，他精于算那个钱，却从没给家里算过来什么额外的钱。”邹星说，当时其实不无亲戚朋友想通过邹仁鋆拉关系挣钱的，但都被他拒绝了。

甚至，他还把本该属于自己的国内外讲学酬金、书稿费、获奖奖金等都捐献给国家。

“邹仁鋆1993年因病去世，当时，他的‘学部委员’推选已正式进入程序。遗憾的是，他没能等到最后的结果。”李翼说。

张广厚。 周瑞刚供图

张广厚：童工出身的数学明星

1978年4月13日，瑞士苏黎世，国际数学分析会议。

“我猜测的关系是假的，现在你成功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芬兰著名数学家、近代函数值分布理论的创始人奈望利纳，对一位刚刚做完报告的中国数学家说道。

早在1929年，奈望利纳就曾经意识到，亏值和渐近值之间有联系，同时，他具体猜测，亏值也是一个渐近值。但10年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然而，令国际数学界甚至奈望利纳本人都没想到的是，时隔多年，这样一个被他研究却被否定过的难题，在这位中国数学家千万次的论证中，终于找到了合理的解决方法，以一项题为《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亏值、渐近值和茹利雅方向的关系的研究》一举攻克。

这位在国际学术界赢得赞誉的人，是从河北走出的数学家——张广厚。

张广厚一直从事单复变函数理论、整函数和亚函数理论的研究工作，对几个重要概念即亏值、渐近值、奇异方向和级之间的关系，给出了多种精确表达式。他与杨乐合作，首次发现函数分布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具体联系，被数学界定名为“张杨定理”（也称杨张定理）。

面对这些抽象难懂的基础数学概念，普通人似乎难以理解张广厚所取得的数学成就。但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的一条消息，却从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参照。

这条新闻的标题是《根据党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指示 中国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 提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

“在中华大地结束‘十年动乱’，重迎‘科学的春天’的序曲之时，张广厚和‘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陈景润一样，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科学明星。”唐山市开滦二中校长张定跃介绍。

不过，这位来自河北的大数学家，却曾因数学成绩不及格没有考上初中。

2021年10月28日，唐山市开滦二中东校区。

这里，伫立着一座张广厚半身雕塑——一个眉头微蹙的中年人，正聚精会神地伏案演算。

新中国成立之初，张广厚曾在这个校园里度过了3年初中生活。如今，为了纪念这位知名校友，唐山市开滦二中正广泛向社会搜集资料，筹建张广厚纪念馆。

“张广厚出身唐山一个矿工家庭。父亲是采煤工，家境十分艰难。张广厚7岁便辍学到矿上当童工。直到1948年唐山解放，11岁的他才重新回到了校园。”

张定跃介绍，由于时间紧、基础差，张广厚第一次考初中时，竟因数学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只得回到“童工补习班”复习。第二年，他终于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上了唐山“东三矿”第一所中学——新生中学（现唐山市开滦二中）。

靠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努力，张广厚不仅顺利考上了当时的省重点高中开滦一中高中部，而且成了高中三年全校唯一一个数学次次考试均满分的学生！1956年，张广厚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1976年，美国纯粹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完成了一份长达115页的访华报告。这个由多位著名数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先后聆听了中国数学领域的60多次工作报告。其中，有两项“国际一流”的工作被这份访华报告“大书特书”。

一项是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而另一项研究，便是后来被国际数学界定名的“张杨定理”。

“张杨定理”受到国内外数学界高度评价，但不久之后，张广厚又取得了新的突破。

这便是令奈望利纳高度赞赏的《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亏值、渐近值和茹利雅方向的关系的研究》。

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对此曾以《张广厚又获世界水平的成果》为题进行报道，《中国科学》甚至特别为这篇论文出了一期增刊。

“张广厚全心投入函数理论研究之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先后被下放到京西木城涧煤矿、安徽农村和天津小站的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还几乎与国际数学前沿领域的信息隔绝。”张定跃说，当时一份只有20多页的国外数学论文，他翻来覆去地读了半年多，由于翻动次数太多，书页白色的边角都被手指磨黑了。

1983年10月，党中央任命张广厚为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级别相当于副部级。但为了不中断数学研究工作，他没有调转工资关系，仍保留数学所研究员的身份。

但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却使张广厚积劳成疾。1987年1月26日凌晨，在刚过完50岁生日第四天，张广厚带着未竟的数学理想抱憾离世。

图为白洋淀。这里的旖旎风光曾为孙犁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诗意滋养。（河北日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记者耿辉摄

红色星阵

星光闪耀的河北抗战作家群

1945年5月，延安。

读罢一份3000多字的短篇小说原稿，《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方纪眼前一亮，“差不多跳起来了”。

激动的不仅是方纪，整个编辑部都将这篇小说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

很快，《解放日报》便刊登出这篇佳作《荷花淀》。

“《荷花淀》的出现，就像是从冀中平原上，从水淀里，刮来一阵清凉的风，带着乡音，带着水土气息，使人头脑清醒。”多年后，方纪如是写道。

孙犁——这个名字就此闪耀在解放区文坛。

孙犁，一位从河北安平走出的现当代文学大家。

他的小说语言清新自然、朴素洗练，被称为“诗体小说”，是当代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他和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三位作家，还一起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

纵观中国抗战题材文学创作，河北作家格外引人注目。

“从20世纪40年代起，晋察冀边区便成为中国抗战文学的重镇。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创作的很多作品至今仍代表着同类题材作品所达到的最高水准。”《河北抗战题材文学史》主编王维国介绍。

2020年9月17日，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

在实景再现的一堵粗糙的白灰墙上，黑色的毛笔字歪歪扭扭地写着这样一首诗：狗强盗，你问我么？/“枪、弹药，埋在哪儿？”/来，我告诉你/“枪、弹药，统埋在我的心里！”/

这首名为《坚壁》的街头诗通俗易懂，简洁得不能再简洁。寥寥几句答话，却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这种短小、精悍、有力的诗，有个很形象的名字——街头诗。

他的发起者，就是被誉为“擂鼓诗人”的田间。

田间是安徽人，但他参加革命后不久便来到了晋察冀，曾担任晋察冀边区文协副主任，被选为边区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后，还曾兼任河北省文联主席。

“可以说，河北见证了他的主要革命经历和文学上最重要的成就。”王维国介绍，田间在抗战之前即享有文名。1938年，他在延安发起“街头诗运动”。来到晋察冀后，他不仅与“战地社”“铁流社”的诗友们一道，推动晋察冀的“街头诗运动”发展成盛况空前、持续不断的诗歌运动，还带头创作了大量“街头诗”。这些战斗的、具有巨大鼓动性的“街头诗”，使他在中国现代诗坛被誉为“时代的鼓手”。

战争本身即是文学的沃土。

抗战时期，河北地处敌后抗战的前沿，是华北敌后抗日的主战场，河北敌后抗日军民火热的战斗生活，吸引了田间、邵子南、曼晴、史轮、孔厥、袁静等一大批延安及大后方的知名作家、艺术家的到来。

不仅如此，梁斌、王林、孙犁、远千里、杨沫、李英儒、徐光耀、管桦等很多边区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在抗战初期，也纷纷回到家乡，发动和领导起当地的抗日文艺运动。

魏巍、陈辉、方冰、雷烨、邢野等很多此前并未从事过文学创作的人，也在这里，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

更为可贵的是，河北抗战文学作家普遍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他们是作家，更是战士。

2021年10月21日，保定徐水大因镇王村。

一处普通农家院，走进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就是《敌后武工队》作者冯志的儿子——冯刚。

冯刚来探望的，是一位名叫贾正喜的老人。

贾正喜今年100岁，如今身体大不如前，耳背得厉害。冯刚专程带着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团队到此进行抢救性拍摄。

这是因为，《敌后武工队》中精干机警的战斗英雄贾正，正是昔日战友冯志以贾正喜为原型创作的。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实景再现的一堵写有街头诗的墙壁。 河北日报记者周聪聪摄

在河北抗战文学创作队伍中，有一批亲身经历了河北敌后抗日战火洗礼、由战士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中的很多人作为战斗员，久经战场上的激烈拼杀，经受了出生入死的战斗考验。

冯志，便是其中之一。

他15岁便参加革命，16岁入党，之后一直在冀中部队出生入死。《敌后武工队》就是根据他在冀中九分区武工队当小队长的真实经历创作的。

冯志这样的故事，并不是孤例。

创作长篇小说《腹地》时，作者王林以一个战斗员的身份亲身参加了反“扫荡”，他像准备遗嘱一样，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用作品记录下那段血与火的斗争；

《新儿女英雄传》，则是作者孔厥、袁静1947年从延安来到冀中，在参加白洋淀地区的土改斗争时，根据白洋淀人民抗日斗争的所见所闻创作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惊心动魄的地下工作，就是作者李英儒根据他到保定开辟地下交通线的亲身经历创作的；

《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自13岁便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勤务员、文书、锄奸干事、特派员等职，抗战时期主要活动在冀中及冀东南地区。他的这些作品便是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那段血与火战斗生活的追忆和思考；

《烈火金刚》的作者刘流，23岁便参加革命，在晋察冀军区曾担任过侦察科长、军区司令部参谋和军事教官等。“我所熟悉的一些抗日英雄的形象和他们的光辉事迹，老在我的脑海里游来游去，我没有办法抑制自己的感情，非写不行。”刘流曾这样袒露自己的创作心声；

《小英雄雨来》，是作者管桦根据本村儿童团团长带领一群儿童站岗放哨、捕捉敌情的经历写成的。雨来，是抗战时期冀东少年儿童的缩影，这其中也包括管桦本人在内；

……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大批这样曾经战斗在河北的战士，将曾经火热的战斗经历融入文学作品，使河北抗战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创作高潮，其中的很多作品都成为当代河北抗战题材文学的扛鼎之作。

仅以抗战题材中长篇小说为例，北京大学教授张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一书，在“抗日战争的壮丽画卷”一节论及四部长篇小说，其中三部为河北抗战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汪名凡主编的《中国当代小说史》，总共论述了十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河北抗战小说占了八部。

“通过这些作家作品，河北抗战题材文学在全国文坛的创作优势地位最终得以确立。”王维国表示。

平山曹火星纪念馆俯瞰。 崔志林摄

歌声飞扬的红色文艺家

1943年秋，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

窗外夜色深沉，昏暗的马蹄灯下，一位19岁的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队员，坐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埋头边写边唱。

此时，抗战进入最艰苦的第六个年头。当天，《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读罢社论，这位已有5年多抗战阅历的年轻人，备受鼓舞，当即决定创作一首歌。

当东方再次泛起鱼肚白，一首激昂的红歌经典诞生了。

这便是被誉为“颂党第一歌”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位年轻的创作者，便是曹火星。

曹火星，是从平山县西岗南村走出的一位重量级红色作曲家。

他生于1924年，14岁便参加革命，抗战时期一直在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工作，一生创作了1600多首歌曲，其作品热情讴歌伟大的祖国和人民，享有“人民音乐家”的美誉。

其实，不只曹火星，河北大地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红色词曲作家，他们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贡献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许多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2021年11月15日，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音乐系教师吴艳辉博士，递给了记者一张长长的“河北红色歌单”。

这张名单上，有成名于战争年代的河北籍词曲作家张寒晖、安娥、公木、曹火星等，他们的《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卖报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英雄赞歌》，唱出了民族觉醒，也唱响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这张名单上，有著名音乐家牧虹、卢肃、劫夫、方冰等，他们在燕赵大地创作的《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放牛郎》等传唱至今；

这张名单上，还有河北籍词曲家晨耕、唐诃、生茂、陆原、岳仑、田光、吴光锐等，他们的创作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前后，《老房东“查铺”》《我是一个兵》《学习雷锋好榜样》《马儿啊，你慢些走》《长征组歌》《祖国祖国我爱你》《北京颂歌》《运动员进行曲》等，都是当时火遍大江南北的金曲。

“放眼全国，河北经典红歌数量之多、传唱度之高、影响范围之广、词曲作家规模之大，都是少有的。”吴艳辉表示，作为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和“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河北盛产红歌和红色文艺工作者，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中华大地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这首歌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奋起反抗的民族之魂。

单听歌名，很多人都会认为这首歌的创作者是东北人。

事实上，创作者张寒晖是位地地道道的河北人。

张寒晖。 河北日报资料片

张寒晖，1902年出生，是定县（今定州市）西健阳村人。他1925年入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创作的《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去当兵》等著名歌曲，曾在解放区和全国广为流传。

《松花江上》出自河北人之手，不足为奇。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建党的重要基地，河北不仅是一块最先觉醒的热土，而且自“九一八”事变起，便一直处于抗日最前沿。战争年代，一批又一批像张寒晖这样的文艺工作者生活、战斗在这里，使河北抗战音乐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全国抗战音乐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边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呼嗨嗨咿咳呀嗨……”

1943年，晋绥边区，伴随着一部新的小型秧歌剧《逃难》的演出，一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在抗日根据地广泛传唱。

这，便是我们熟悉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欢快的曲调，采用的正是我省沧州地区流行的花狸虎调。

歌曲的词作者刘西林，就是南皮人（原属沧县）。

刘西林，1920年出生，17岁参加八路军后，他被分配到120师战斗剧社。

从小耳濡目染的河北民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我童年时代，就曾见到父辈们每年春节就踏着这个曲调的节奏，边舞边唱《十二月》……‘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咳呼咳……’的旋律经常在耳边回响。”刘西林曾这样回忆道。

其实，许多河北籍作曲家，都深深受到家乡民间音乐的熏陶。

张寒晖大学毕业后，曾受邀在家乡定县民众教育馆整理民间艺术。他不仅根据当地艺人的演唱，整理加工了很多秧歌戏文，还广泛收集民歌，编印了《普村同歌集》。

唐诃的家乡易县是战国时燕国的下都，当地有丰厚的民间音乐资源。唐诃早年经常到农村搜集民歌，并以中国传统记谱法——工尺谱记录下来。

田光也是从小跟着村里老艺人学会了二胡、京胡、四胡、月琴等，接受了最初的音乐启蒙。

作曲家这样的生长经历，使许多脍炙人口的红歌与河北民歌渊源颇深。

吴艳辉介绍，张寒晖创作的《去当兵》，与河北民歌《摘黄瓜》曲调基本一致；民族歌剧《白毛女》中《北风吹》唱段，就使用了河北民歌《小白菜》作为曲调来源……

“取材于河北民歌，当时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贴近民众，便于传唱。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燕赵‘慷慨悲歌’的地域气质和梗概多气的燕赵风骨，其实是与红歌的审美风格十分契合的。”吴艳辉表示。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倒了日本狗强盗，消灭蒋匪军；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

20世纪50年代初，一首军旅歌曲从部队火遍了全国，甚至在朝鲜战场上也被广为传唱。这首歌叫《我是一个兵》。

“《我是一个兵》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有多火？当时西方舆论界评论说：中国军队在朝鲜有两颗‘重磅炸弹’，一颗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另一颗就是这首歌。”曾作为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新闻界代表的河北日报老记者肖峰，这样说道。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分别为陆原、岳仑，是土生土长的唐山人。

创作这首歌时，他们一个28岁，一个20岁，都是当时从河北这块革命热土上成长起来的“新秀”。

岳仑参军时只有15岁，被分配到冀东十八分区宣传队前从没学过艺术。正是在部队，岳仑第一次受到了戏剧课、美术课、音乐课等正规的培训。

战争年代，河北以其特殊的地位，吸引和培养了一批红色文艺工作者。即便到和平年代，河北在红歌创作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河北省在抗战结束划归华北军区乃至后来的北京军区，河北抗日根据地的音乐家纷纷“进城”，活跃于京津及全国各地的文艺机构和团体。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就是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基础组建。著名的战友文工团，前身则是晋察冀的“抗敌剧社”。

河北走出的很多红色词曲作者，都是新一代红歌尤其是军旅歌曲创作的主力军。

阎肃、晓光、石祥、石顺义、王晓岭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红梅赞》《我爱祖国的蓝天》《在希望的田野上》《十五的月亮》《说句心里话》《长城长》《一二三四歌》《想家的时候》《咱当兵的人》《白发亲娘》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

“在新的时期，虽然更多的河北籍音乐家、为河北创作过优秀红歌作品的音乐家，以及在红色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河北籍音乐家们的创作素材、活跃舞台不再以河北为主，但是战争年代拼搏、积淀下来的家国情怀、创作理念与手法、音乐风格中所蕴涵的‘燕赵传统’却得以传承与升华，支撑他们的音乐创作盛开着更为绚丽的花朵。”吴艳辉表示。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朱艳冰 通讯员/王印国 周瑞刚 杨洋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感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地矿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邢台郭守敬纪念馆、正定元曲博物馆、河北祖冲之中学、唐山市开滦二中、涿州历史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和个人对本报道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