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日报深读钩沉2015.04.03第5版

在河北省博物院以及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有这样一批釉面洁白的特殊瓷器：它们晶莹光润、精雕细琢，虽没有绚丽多彩的颜色，却带着素洁、含蓄、典雅之美。这，便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定瓷。

作为中国古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是中国历史上贡御时间最长、文献记载最多的窑口，曾以生产洁白素雅的定瓷而著称于世。北宋时期，定瓷的烧制规模和工艺达到巅峰，成为宋元时期士大夫清雅艺术取向的典型代表。

然而，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定窑却突然没落了。关于宋代定窑生产的点点滴滴，人们一度只能从史书记载中了解到。直至上世纪30年代初，一位陶瓷专家的意外发现才揭开了这个隐秘千年的古老窑址的神秘面纱。其后，几代考古学家跨越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接力发掘研究，终于完整勾勒出一代名窑定窑的兴衰史。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无心插柳

定窑遗址曲阳发现

河北省曲阳县县城往北30余公里，便是灵山镇涧磁村。

在涧磁村北的耕地中，至今矗立着十三座巨大的土丘，其中最低的一座有5米多，最高的一座达15米。在这些土丘的表面，密密麻麻地散落着许多瓷器残片，当地人称之为“瓷堆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对于这些“瓷堆子”的来历，当地村民知之甚少。

而1934年春天，著名陶瓷学者、时任国立北平大学（现北京大学）教授的叶麟趾到涧磁村的一次考察，才让这个谜团得以解开，也赋予了这些“瓷堆子”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父亲当年去涧磁村，虽说有寻找定窑的想法，但并不是单纯奔着找窑址去的，主要还是想去找古瓷的瓷片。可他在那些‘瓷堆子’里收集瓷片回到北京经过化验分析后，发现跟定窑的传世作品非常相似，于是他又返回那里收集了更多瓷片，这样才发现的定窑遗址。”叶麟趾之子、已经91岁高龄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叶喆民如此回忆。

定窑，因历史上隶属定州而得名。因为这个缘故，千百年来，曾有无数研究陶瓷的人在今定州市（原定县）一带苦苦寻找定窑的遗址，却一直未能找到。叶麟趾是如何想到去曲阳的呢？

定窑白瓷婴儿枕

“我父亲是专门从事陶瓷工业研究的，他青年时代曾经留学日本，有比较开阔的思维方式。他认为窑址是不会变的，但是历史上的区域划分却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他开始研究历史地理，发现距定州只有25公里的曲阳，在唐宋时期隶属定州管辖。于是，他打破县界思维模式，专门去曲阳考察，这才有了涧磁村那十三座‘瓷堆子’和定窑遗址的发现。”叶喆民说。

1934年，叶麟趾以亲自考察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发表了《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并在书中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了这一重大发现——定窑遗址的准确位置在曲阳县涧磁村。

“可能由于实地考察时对曲阳口音的误解，叶麟趾先生在他的那本书中，误把涧磁村写成了剪子村。但这个有意思的插曲，却不影响这个发现的重大历史意义。可以说，叶先生的发现改写了涧磁村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陶瓷研究的历史。”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定瓷传承人陈文增如此评价叶麟趾的发现。

定窑遗址的发现为何如此重要？定窑在中国瓷器史上又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从陶瓷史来看，最早出现的是青瓷，后来发展到白瓷。宋代定窑可谓中国历史上白瓷发展的大成时代，其原料制备考究，造型风格独特，装饰技法独辟蹊径，尤其覆烧工艺首开唐宋陶瓷生产之先河。我国历史上的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其他四个都属于青瓷系列，只有定窑是白瓷，因而更显得难能可贵。”陈文增说。

定窑因其生产的白瓷素以胎质细腻轻薄，纹饰精美富于变化，釉色透明温润，烧造工艺优良而著称于世。据不完全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达30余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更有史书中形容定瓷“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罄”。

陈文增告诉记者，刘祁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

北宋时期，由于定窑白瓷的精细特征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定窑取代了曾在唐代盛极一时的邢窑地位，一跃成为受当时士大夫们青睐的名牌产品，一些高档定瓷甚至成为皇室的贡品。

但在某个特定时期，曾盛极一时的定窑却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而人们对它的找寻，却从来没停止过。

定窑为什么失落了千年？

1934年的中国尚处混乱之中，叶麟趾虽然发现了定窑遗址，但对遗址的进一步考察发掘却迟迟没有进行。定窑失落之谜，和沉睡了近千年的定窑遗址一样，仍有诸多秘密等待后来者去揭开。

初探定窑

千年窑址重现人间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冯先铭等专家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复查，从刻花、划花、印花、泪痕以及细腻洁白的瓷胎等方面，基本确认了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即史载的定窑遗址所在地。

在调查中，他们采集到近两千片瓷片标本，并初步判明了始烧的年代，认为这里从唐代开始烧白瓷，五代时期有较大发展，宋代为极盛时期——虽仍不甚详细，但这是人们第一次对定窑的历史有了初步描绘。

1959年，新中国刚刚走过第一个1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物普查和保护工作全面展开。曲阳县定窑遗址也在这一次文物普查中被列为重点。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文物普查工作人手很缺，所以进展比较缓慢，整整做了两年，全省文物普查工作才基本完成。但普查完成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评估文物价值。在普查工作完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试掘定窑，就是要证实一下这个窑址到底有多么重要，之前的断代是不是准确。”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民革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时为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工作人员的林洪对当时的情况仍记忆犹新。

1960年底，由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组成的9人发掘小组进驻涧磁岭，林洪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在涧磁村东北1.5公里处，发掘小组开掘了三个8米×8米的探方。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瓷片种类大部分是碗、盘残片。有的瓷片胎质洁白细腻，釉色晶莹透明，虽然在地下埋藏了近千年，仍然不失昔日的光彩。

出土的残片中，最让林洪印象深刻的是那些花纹图案，“虽然残缺，却蕴含着完美。”

据林洪回忆，从采集的定窑瓷片比照来看，北宋一层瓷片堆积层最厚，有两米多。底下就是五代和晚唐，厚度不到一米，且出土的瓷器残片明显不同，比起北宋时期的那个堆积层，下面堆积层的瓷片较粗重，火候很差，白釉也很少。

考古队用发掘出来的瓷片与同时期墓葬出土的定瓷作比较，将定窑遗址文化层清晰地区分开来，并为它们断代。他们根据文化层的叠压情况初步推断，定瓷创烧于晚唐，经过五代时期的发展，在宋代达到了高峰，这与史书记载基本吻合。

对定窑初创历史有了初步认识后，一个新的问题又开始困扰着考古队员们：定窑是何时衰落的，又是为什么衰落的呢？

“当时我们挖掘发现，北宋上面的瓷片层也很薄很薄，几乎形成不了文化堆积层，而且白瓷很少，烧制质量很粗。于是我们判断，定窑从北宋末年之后就开始衰落了。”林洪说。

据此，考古队员们推测，导致定窑突然衰败的原因很可能是北宋末年著名的历史事件——靖康之变。

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开封，并掳走宋朝徽、钦二帝，掠取大量财物。至此，北宋王朝宣告灭亡。

“定窑当时不但制作精良，而且生产规模庞大，既出产大量民间用瓷，也有专供宫廷的官窑。北宋灭亡前后，定州一带遭受战火涂炭，加之政权南迁，定窑没有了官窑的市场，自然就慢慢衰败了。另外，大量技术纯熟的高级窑工也随北宋政权南迁，导致人才流失，这也是定窑衰落的重要原因。”林洪分析。

而成书于清末的《曲阳县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白瓷，龙泉镇出，昔人所谓定瓷是也，后以兵燹，废。”龙泉镇，即为现曲阳北部灵山镇一带，而兵燹，指的就是战争。虽然《曲阳县志》中没有详细说明导致定窑毁灭的是哪场战争，但这样的记载似乎从侧面印证了考古队员们的推测。

虽然受制于当时的人力、物力以及技术条件，许多进一步的调查没有完成，但经过3年多时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队对定窑的创烧、兴盛到衰落史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对以后定窑遗址的定级、保护和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考古发掘结束后，林洪又用了将近三年时间撰写了《定窑考古简报》，并于1965年正式发表在《考古》杂志上。考古简报发表后，引起了国家文物局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为河北省文物调查队之后对定窑的继续探索发掘埋下了伏笔。

全面发掘

重现定窑恢弘面貌

1969年5月,在我省定县（今定州）发生了一件大事：相关部门在定州贡院的施工中，发现了一个地窖。后经考古发掘证实，这原来是北宋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始建于公元977年，是专门秘藏自北魏以来历代方丈真身舍利的。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座地宫里，发现了115件完好无损的定瓷，而它们已经在地宫里静静沉睡了将近1000年。

“这些瓷器无论是造型特点、装饰艺术、釉色胎质，还是烧造工艺，大多是精品。它们的面世，在中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可以说这次发现，是定瓷乃至我国陶瓷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陈文增评价。

特别是其中一件白釉龙首莲纹大净瓶，它的造型丰腴挺拔、极具想象，高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0.9厘米，堪称国宝，成为迄今为止宋代早期传世作品体量最大的一件定瓷。它曾作为定瓷最高成就的代表，到多国展览，受到各界高度赞誉。

除了那些高贵典雅、价值连城的白瓷之外，静志寺塔基地宫还出土了多件三彩器。这些三彩器的出现，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定窑素以生产白瓷名满天下，而有关三彩器的生产少有记载。因此，有的专家认为，这些三彩器与定窑无关。

虽然该争议在当时没有定论，但静志寺塔基地宫的这次发现，无疑更加增大了文物工作者对定窑遗址这座瓷器宝库的探索兴趣。

如今，在涧磁村十三座“瓷堆子”的东侧，坐落着一座占地近1000平方米的灰色建筑，建筑中央的牌匾上写着几个大字：定窑作坊遗址展馆。这便是定窑遗址第二次发掘时开掘的最重要的、也是面积最大的一个保护区。

1985年，为进一步加强定窑遗址的研究、保护工作，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决定对定窑遗址进行第二次全面调查和发掘。

“1985年我们刚去的时候，首先对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对遗址的分布情况、重点区域等基本有了了解，为全面的调查勘探打下基础。”河北省文物局原副局长刘士枢回忆。

当年，考古人员对定窑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摸清了遗址的分布情况、遗址的重点区域。

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工作组发掘面积达2000平方米，发现的遗迹有窑炉20座，作坊4处，其中包括碾槽、水井、澄池、料缸、砖墁场地、匣钵围墙、窖藏、灰坑等等。发掘出土的遗物标本达万余件，瓷片、窑具等残片约30多万片。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面积近1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在该区域，考古队发现了金代的窑炉、碾槽和制坯作坊：这是一个系统的瓷器生产场所，它集中反映了金代定瓷的生产状况。

“碾槽是用来粉碎研磨矿石和瓷土的一种工具，是制瓷的第一道工序。在古代没有机械，只有用这种石碾子来粉碎瓷土和釉料。但是，像这么大的碾槽，迄今为止还是第一次发现。由此可见，当时的用料量是巨大的。”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所长杨敬好告诉记者。

这个发现与1960年第一次考古发掘的结论相去甚远。当初，考古队认为定窑毁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也就是公元1127年。但此时看来，定窑的生产在宋金战争中没有受到影响，在金代生产仍然十分旺盛。

除此之外，在烧制瓷器的窑炉方面，考古人员们也有了一个惊人发现。

“我们当时挖的时候，发现早期的窑炉和晚期的窑炉差别比较大，早期的窑炉规模较小，晚期的窑炉规模更大、结构也更合理。更大的不同则在于燃料的区别，早期的窑炉里都是草木灰，没有煤炭渣，但晚期的窑炉里，却发现了大量的煤炭渣。”刘士枢说。

专家们推断，在北宋后期，定窑经过300多年的生产，涧磁岭周边的树木被消耗殆尽，但当地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因此从北宋后期，定窑烧瓷弃柴薪而改用煤炭，一直沿用到金代。

“因为煤的发热量比较大，窑炉也变得更加大，燃料的变化导致了装烧工艺、窑炉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同时，煤在窑炉里会产生一种比较好的氧化气体，这样白瓷就变得很白。加上配方的变化，就使早期的那种白中泛青，变成了一种米黄色的色调。这个成为北宋后期到金代，定窑一种最典型的成色。”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介绍。

定瓷釉色的变化原来并非工匠们的刻意追求，而是技术革新后的意外收获。这种意外收获，竟成了定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此次全面发掘，让人们对定瓷的历史沿革、烧造工艺有了更准确、更全面的认识，也基本确定了定窑遗址的范围：它东起北镇(龙泉镇)通天河畔，西止燕川山下，纵深10公里，总面积达150多万平方米。

“其他的窑址最多就是一个村或者一个镇，而定窑遗址规模之宏大，堪称奇观，是其他窑口不能比拟的。”陈文增认为，这和古籍中对当年定窑“大窑三千六，小窑如牛毛”的传说是相吻合的。

1988年，定窑遗址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了定窑遗址保护所。

三探定窑

完整勾勒定窑兴衰史

2009年秋，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和定窑遗址保护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曲阳县涧磁岭集结，自1934年定窑遗址发现以来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展开了。

考古队根据地表的遗存现状，结合前两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将考古现场的重点确定为涧磁区。

“这次发掘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彻底解决定窑的分期问题，包括定窑具体产生的时间，每个发展阶段的主要工艺特征，还有定窑消亡的具体时间等等。”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韩立森说。

不同于前两次发掘，这次考古发掘可谓准备充分，人员齐整，考古队员们试图彻底揭开千百年来关于定窑的秘密。

结合以往对定窑遗址的地面调查结果，考古队在涧磁岭、北镇、涧磁西及燕川四个地点进行发掘，以期获得定窑烧制历史各个阶段的地层资料，并进行分期研究；尤其是探寻早期定窑的资料，探讨定窑创烧的时间；金代定窑的瓷器特征及贡御情况；元代定窑的生产规模及衰落原因等。

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考古队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这些出土的标本中不乏以往人们认识的定窑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独特器物，其中发现带有“官”、“尚药局”、“尚食局”、“东宫”和“乔位”等款识和其他文字款的器物残片数十件，在地层中也出土了一些重要的纪年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残片中发现了数量不少的红定、黑定和紫定残片。

“定窑，素以生产白瓷名满天下，而有关红定、黑定、紫定的记载却罕有所见。这次考古发现的红定、黑定和紫定残片，足以说明定窑不仅生产白瓷，也生产少量的三彩器，而这些三彩器，因其数量稀少越加显得珍贵。”韩立森表示。

这些残片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1969年发现于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的那批三彩器，也出自定窑。

除残片外，考古队还发现了多处作坊遗址和几个不同时代的窑炉遗址。这些窑炉遗址的发现，让考古队从中认识到了定窑兴盛的奥秘。

特别是涧磁B区出土的两座五代时期的窑炉遗址，让考古队对定窑演变的历史认识又有了重大突破。

韩立森介绍，这两座距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的窑址，从布局和特点判断，应当是一个专门用于烧瓷的窑厂。这说明早在五代时期，定窑生产就已经出现了流水线作业，这是工业化生产的一个重要标志，为宋、金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宋后期至金代，定窑在结构和功能上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正是由于采取了长风道、大窑炉、高烟囱的馒头窑，并且以煤为燃料的重大变革，使定窑的烧瓷温度高达摄氏1300度以上，这要比同时代其他窑厂的烧瓷温度高出一百多摄氏度。加之工艺上采取了覆烧法等一系列技术上的革新，使得定窑生产和技术都达到了一个空前高度。

在长达半年多时间里，考古队共发掘定窑遗址780平方米，地层的叠压关系清晰可辨，从中晚唐到北宋、金、元各个时代丰富多样。这次发掘彻底纠正了之前关于定窑可能创烧于隋代和初唐的说法，确定了定窑创烧年代不早于中唐，衰落于元代，持续时间超过600年，这在中国历代名窑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2010年，此次发掘被评为国家“2009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