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日报深读钩沉2014.12.31第9版

1975年5月12日，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

刚刚复出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走下飞机。

这是一场重要的国事访问，也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西方国家。

而对邓小平而言，法兰西却是故地重游。当来到华侨欢迎人群前时，他突然停住了—— 一位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的老人的招呼声吸引了他。他稍顿片刻，立即伸出双臂和老人紧紧拥抱，还脱口而出一句让旁人不解的话：“高阳的‘马老五’哇！”

这特殊的一幕曾让到场迎接的法国政要和欢迎人群面面相觑。

与邓小平拥抱的老人是来自河北高阳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王守义。而他，正是几十年前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之一。“马老五”则是那一代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对在法期间“散工”的通称，出自法语“散工”的汉化谐音。

在这老友重逢的特殊一幕背后，还有更多的鲜为人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起点就在王守义的故乡河北省高阳县的一个普通村庄——

如今的布里留法工艺学校。 王思达摄

□河北日报通讯员 冉旭光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12月10日，高阳县布里村。

笔者眼前的这座建筑和这个平凡乡村的周围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两个半圆的造型拱卫着中间的尖顶，两旁是修长的立柱，立柱顶端是两个球形装饰。尖顶下面是一个中国传统样式的圆形拱门。

这是一座在中国北方农村极为少见的西方哥特式风格和中国传统风格相结合的建筑物。在尖顶和圆形拱门中间，有几个白底的黑色繁体字：留法工艺学校。

它的全名是布里留法工艺学校，当地人则称之为“法国学堂”。

1982年，这里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首批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们不禁发出疑问：为什么布里村有这样一座留法工艺学校？

一切的一切，要从一块豆腐说起。

巴黎中国豆腐公司

机缘巧合：一块豆腐改变历史

“我们高阳有句老话——夜里想了千条路，早上起来磨豆腐。高阳农民有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做豆腐的传统，就像今天的纺织一样，一百多年前，豆腐曾是高阳的‘地方名片’。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一个高阳人从一块豆腐开始，成就了一件从某种意义上可谓改变历史的大事业。这个人，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创始人之一、清末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李石曾。”文史专家、高阳文化馆创作员史克己从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研究多年，他一开口，就把笔者的思绪拉回到了一个多世纪以前。

“1907年，李石曾作为中国最早的留法学生之一，从巴黎巴斯德学院生物专业毕业，喜欢研究大豆的他甚至出版了一本法文专著《大豆的研究》，在法国引起轰动。”史克己告诉笔者。

身处法国的高阳人李石曾对家乡名产念念不忘，为了让豆腐这种中国传统食品在异国落地生根，他“异想天开”地要在巴黎西郊着手创办一个“巴黎中国豆腐工厂”。

“法国人没见过豆腐、更不会做，于是，李石曾想到了自己的老家。1908年，不常回来的李石曾特意回到家乡，找到他的好友、布里村人段子均商量招华工赴法。可是，当时的人们大都不愿意出国发洋财。”史克己的话，讲出了李石曾当年的无奈。

碰了壁的李石曾和段子均改变策略：先订合同，为期四年；同时在布里村办一个豆腐公司训练班，学好技术和简单法语后再赴法国做工；对愿意赴法之人，先发数额不菲的安家费，服装费和赴法路费也由豆腐公司解决。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久，段子均就帮李石曾在布里村找到两个“首吃螃蟹的人”——段宪章和段寿田。

“1908年下半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赴法华工踏上了从陆路奔赴法国的漫长旅程。”史克己告诉笔者，“这不仅是中国工人第一次赴法做工，也让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华工’的称谓。”第二年，经过布里豆腐公司训练班培训的又一批华工顺利赴法。

“短短几年，豆腐工厂先后在高阳县招募工人40余名。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是最早赴法的华工，高阳县由此赢得了‘华工之乡’的美誉。”研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多年的省博物院原研究员郑名桢给出了如此评价。

1907年，孙中山在巴黎结识了李石曾，其后还亲自到豆腐公司参观，并在其著作中记述：“吾友李石曾留学法国……以研究农学而注意大豆，以兴开‘万国乳会’而主张豆食代肉食，远行化学诸家之理，近应素食卫生之需，此巴黎豆腐公司之由起也。”

而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李石曾也资助颇多。据说两人曾经约定，孙拍电报到法国找李要钱，只需要打一个字母：A代表1万，B代表2万，C代表3万。因此有人戏言，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些重要经费，是高阳人磨豆腐磨出来的。

上世纪80年代，当年赴法老华工之一、布里村民陈珍如曾不无得意地对当时的本村教师王章书讲述：“当年我们的产品——豆腐、豆腐皮、豆腐干、豆腐丝，参加在法国巴黎吕南公园举办的万国食品博览会时，人山人海，大家抢着买……”

“王章书这个土生土长的布里人，正是布里留法勤工俭学史研究的关键人物。”79岁的郑名桢动情地告诉笔者，“1978年，我下乡到高阳调研时，结识了王章书，并由此一道开始了对布里这段特殊历史的研究。十几年里，我们走遍了大江南北，采访了很多运动的亲历者和他们的亲属，最终，数百件珍贵的文物资料被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而王章书本人，却在2008年春天悄然离世。”

就在豆腐公司蒸蒸日上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华工的文化水平和制作工艺，李石曾办了一个夜校，工人们白天做工，晚上则在此学习中文法文以及基础科学知识。

“这就是著名的豆腐公司工人‘工余求学’，它是旅法华工教育的起点，更算得上留法勤工俭学的雏形。”郑名桢评价道。

1924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后欢送周恩来归国合影。左起前排1为聂荣臻，4为周恩来，5为李富春。后排右起3为邓希贤（小平）。

水到渠成：特殊学校落户小村

布里留法工艺学校旧址内，一棵挺拔的洋槐树尤为引人注目。

史克己告诉笔者，这棵见证历史沧桑、已有近百岁树龄的洋槐为当年在学校担任教员的蔡和森手植。“在北方农村，传统上多种国槐，洋槐较为少见。据当年在此求学的学员回忆，当年蔡和森种下这棵洋槐树时，曾说：种洋槐，就是表明和旧社会决裂、留洋求学之决心。”

从高阳华工的“工余求学”到波澜壮阔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布里这个看似普通的北方小村又起到了什么样的特殊历史作用呢？

“‘工余求学’的显著成绩大大超出了李石曾的始愿。后来，豆腐公司的工人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根据几年业余求学实践，正式提出了‘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主张。”郑名桢说。

李石曾对这一主张倍加赞赏，在这一主张的启示下，1915年6月，李石曾和已经赴法的蔡元培在巴黎成立了“勤工俭学会”，其宗旨为“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这便是“勤工俭学”四个字的由来。

“为什么勤工俭学的去向最初选择了法国，而不是赴其他国家呢？”郑名桢给出了如下解释：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留学生的兴趣已转向科学技术等理工学科。又因欧美诸国的科技水平高于日本，赴欧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日趋增多。但欧美诸国生活费用较高。就普通教育和中等教育而言，法国学费低而且较易求学。同时就高深教育而言，法国各类学科研究又都处在领先地位。因此，有志青年们越来越趋向留学法国。

1916年底，蔡元培由法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李石曾也随后回国。他们回国后，在北京设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及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成为主办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总机关。

“为了使青年学生赴法前既学会浅显的法语和文化知识，又能掌握一些简单的劳动技能，留法勤工俭学会自1917年下半年开始，在直隶（今河北省）、北京等地筹建附设实习工厂的预备学校，以便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郑名桢说。

1917年夏，留法勤工俭学会设立全国第一所初级预备学校，选址高阳小村布里，法文教员先后由原豆腐公司工人张秀波、齐连登和曹福同担任。

“布里村和邻近村庄的青年闻讯到校报名的很多，参加考试的约有二三百人。考试科目除国文、算术外，还要考体力。”史克己告诉笔者，在首届入校的学生中，就有后来与周恩来同期赴法、最终成为法国爱国侨领的王守义。

1918年，由于招生人数的增加，布里村的校舍不够用，李石曾回到北京，请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姜妙香等人演出，为学校的建设募集资金，共筹得大洋1500余元，建设了新校舍。

新校舍建成后，学校正式更名为它现在的名字——布里留法工艺学校。

“新校舍建在布里村西南角一个叫‘马楼’的地方，有3排41间平房，包括教室、宿舍、饭堂、办公室和实习工厂。”史克己介绍。

1918年夏，新校舍建成后的布里留法工艺学校迎来了招收的第二批80余名学员——不同于以往的是，名气渐长的布里第一次迎来了一批南方学生，其中以湖南人为主。带队的，正是后来成为我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

因为语言和生活、饮食习惯的差异，那批学生被分为了北方班和南方班，蔡和森担任南方班教员。

1919年秋，学校又招收了第三期学员，仍旧分北方班和南方班。1920年，由于法国经济凋敝，学校停止招生。

布里留法工艺学校先后共招收了3期200余名学生，后来到法国留学的有73人。

作为留法勤工俭学会设立的第一所初级预备学校，布里留法工艺学校的地位重要而特殊。留法勤工俭学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曾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文物史料展览题词：“勤工俭学，旨在济世。回首当年，喜怀旧址。布里巴黎，千载情炽。今日挥毫，用以励志。”

大潮涌起：勤工俭学风靡全国

在今天的保定市裕华西路北侧，保留了一座清末时期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大门坐西朝东，青砖、灰瓦、黑色木板门组成的古式门楼显得颇有特色。

这里，是原保定市育德中学旧址，如今，它的正式“身份”是由中央批准建立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

“创办于1907年的育德中学是当时华北地区颇有影响的一所私立中学，以办学时间长、教学质量高而闻名全国，素有‘天津南开，保定育德’之称。时任育德中学校长的高阳人王国光对留法勤工俭学非常支持，1917年，几乎在高阳县布里留法工艺学校建立的同时，李石曾和蔡元培受王国光的邀请，到保定育德中学参观并演讲，宣传留法勤工俭学。”“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馆长安义信告诉笔者，其后，李石曾提议在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

1917年8月10日，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正式成立。

1917年8月，育德中学留法班招收了第一期学生，共31人，均为河北籍。

1918年9月，学校招收了第二批学生，其中以湖南学生最多，李维汉、李富春、贺果、张昆弟、张增益等都在第二期学习，这期也因此得名“湖南班”。

那时的毛泽东整天为勤工俭学而奔走。1918年10月6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专程由北京赶到保定，看望在育德中学留法学习班学习的湖南学生。

“育德中学留法班的法文教员由原巴黎中国豆腐公司工人、勤工俭学会发起人之一的李广安（光汉）担任，机械教员原请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教员兼任，后因其业务水平不高，1918年暑期改由刘振华（仙洲）担任。”郑名桢告诉笔者。

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是河北顺平人，我国著名机械学家和机械工程教育家，他自编了我国工科大学第一套教科书，首先进行了我国机械工程名词统一工作，还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

“1918年，刘仙洲由香港大学毕业回国，路过天津时已被天津高等工业学校聘为机械学讲师，月薪150元。刘是育德中学毕业生，育德中学王国光坚请刘回母校任教，月薪50元。刘仙洲因赞成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慨然允诺，从第二期开始担任该校留法预备班的机械、蒸汽机、内烯机和机械绘图等课程的教师。”郑名桢介绍。

1919年和1920年，育德中学又分别招收了第三期和第四期学员。其中，刘少奇曾在第三期学习，毕业后未曾赴法，于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在布里、育德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到20世纪20年代初，全国相继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20多所。据不完全统计，经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学习后赴法的学生就有近百人，而经过河北境内各预备学校学习后赴法的青年则更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很快风靡全国。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四川、湖南发展最快，留法勤工俭学的人数也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分别达到378人和346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蔡和森、吴玉章等人的提倡，另一方面也是这两省军阀混战严重，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摧残，学生们走投无路的结果。而河北籍留法勤工俭学生总数则达197人，仅次于四川、湖南和广东。”郑名桢表示。

卓越贡献：旅法学子英才辈出

1978年春天，来自布里的“草根研究者”王章书第一次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何长工老将军的办公室。

老将军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自费前来采访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民办教师，他们谈得很投机。

蔡和森、向警予、颜昌颐、唐铎……当王章书细数一个个何长工在法国时的同学、好友的名字时，老将军激动了，他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情不自禁地放开喉咙，为王章书唱起了原汁原味的《马赛曲》。

对当年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学生们来说，那段经历是影响他们一生的宝贵财富。而他们中的一大批人则成为后来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的宝贵财富。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18年底才结束，直到1919年3月，第一批勤工俭学生才启程赴法。

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89人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日轮“因幡丸”号启程赴法，其中湖南43人、直隶（今河北）22人、四川9人、山东8人、湖北3人，广东、江苏、安徽、江西各1人……当时的报刊详细报道了从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组织的共20批赴法学生的情况。

在后人根据这些报道及档案资料整理的记载中，笔者读到了这样一些后来彪炳史册的名字：陈毅（第五批），徐特立（第七批），王若飞（第八批），李维汉、李富春（第九批），聂荣臻（第十一批）、葛健豪、蔡畅、向警予、蔡和森（第十二批），赵世炎（第十五批），邓小平（第十七批），周恩来、郭隆真（第十八批）、张申府（第十九批）、何长工（第二十批）……

“第二十批勤工俭学生是华法教育会组织赴法的最后一批，此后，由于法国发生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勤工俭学学生生活十分困难。国内勤工俭学的热潮也慢慢转冷。”郑名桢说。

截至1920年底，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约1700余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蔡和森的母亲、54岁的葛健豪，最小的则是12岁的高阳人王书堂。

陈毅元帅生前回忆自己留法勤工俭学时曾谈到：“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下面……我对被资本家辞退的法国工人深表无限同情，觉得社会革命是极合理的事……”

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在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先进分子的组织活动下成立。从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留法勤工俭学生们，不辞艰辛、远涉重洋，寻求科学和真理。从他们中涌现出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为后人熟知的青年才俊，在汲取西方先进文明营养的同时，利用在欧洲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重要的领导人。”郑名桢说。

“正所谓‘一部留法史，半个科学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另一大贡献则是对近现代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一部分走上科学道路的有志青年们，回国后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广泛分布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为我国近代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史克己则向笔者展示了另一份名单：

——著名纺织学家张汉文，布里留法工艺学校第二批毕业生，学成回国后，一头扎进了纺织工业的创业大军，著有《毛纺学》这部中国毛纺领域的拓荒之作。而如今的高阳县，正是以“纺织之乡”的美誉闻名全国。

——著名电机工程专家侯昌国，一部《电机工程学》奠定了他在新中国电机工程领域的权威地位。

——陈光熙，中国电子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第一个小型磁芯存储器的发明者，中国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

——汪德耀，中国细胞学科的学术权威，一部《普通细胞学》令他走上了新中国生物研究的制高点。

……

即使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回国、最终在异国终老的勤工俭学生们，也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

王守义，这个当年和周恩来同乘“博尔多斯”号轮船赴法、分别多年仍能被邓小平一眼认出的高阳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法国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并资助了许多在法国求学的中国学生。

1971年旅法华侨成立“旅法华人俱乐部”，王守义当选为常务委员、副主席。在此期间，他大力协助处理了多起华侨遗留问题，维护了海外游子的合法权益。

1980年邓颖超同志出访法国时，曾在巴黎四次专门邀见王守义，并谆谆嘱咐他要珍重身体，早日回国定居。王守义在邓大姐的热情劝慰下，即决定落叶归根，并着手进行准备，可惜未及如愿而身先去，于1981年5月5日在巴黎病逝，享年83岁。